我和王安石的矛盾并非水火不能相容，如果我不是阻擊了免役法和市易法，可能拗相公還會引我為政治上的盟友。
畢竟我并不反對變法，之前的合作社行青苗法，不過是對他所行新法的一種修正，憑心而論，隻需抛開面子上的問題，當世也就是我能夠在變法的大前提下對王安石的新法提出建設性意見。
那些舊黨隻會反對、複舊法，毫無建設性意見可言，也難怪王安石會看不起他們。
但是這種本可能形成的盟友關系，卻是我這一方所無法選擇的。
從政治上看，我已将王安石的新法定義為“為王前驅”的戰略性棋子；而對免役法和市易法的阻擊，更增加了王安石對我的警惕，甚至是敵意。

　　而在王安石的新黨一邊，最堅定、最有力、最激進的一位，則無疑是我眼前的王家公子王雱。
這位毫無忌諱的公開推崇法家，希望能以“征誅”之術壓制天下輿論，強行推行新法的王公子，較之乃父，更加的自負與剛恢。
我不能知道他對于我阻擊免役、市易二法和提出《朝野清議法》是抱着何種觀感，但可以肯定的是，一個對“征誅”之術推崇畢緻的極端主義者，對于言論自由是決不會有什麼正面的評價的。
不過，對于我這個始作俑者，他卻會有一點矛盾的感情。

　　一方面，在他還不為皇帝所知的時候，正是我的印書館刊印了他的策論，在讓他得以為天子所注意的權謀中，我扮演了他父親的同夥這樣一個角色；同時，我還主動刊印過王安石的《上仁宗皇帝言事書》，更讓他曾經認為我是新法的支持者；當時他出入我的莊園，和我亦有相交之情。
除此之外，做為一個有着非凡聰明的才子，一個思維敏捷的青年，對于我的諸門新學，他亦有過很正面的評價，我能清楚的知道他對我的欣賞，甚至是欽佩，并非是裝作出來的。

　　但另一方面，我的門客頻繁出入舊黨府邸，我對免役、市易二法的阻擊，我不動聲色的把我的門客推薦給皇帝，我看似突然的提出《清議法》，這種種事迹，其後包含的機心，是絕對無法瞞過王雱的。
這個年輕人即便因此而将我當成敵人，也會對我保持着高度的警惕。
更惶論在皇帝面前，年紀比他還小的我，是如此的得寵。
瑜亮之争的情結，亦是他無法回避的。
如果我不來到這個世界，那麼他完全可以認為自己是聰明最有見識的青年士子，但是當我來到了這個世界，并且展現自己的光芒之後，對于王雱這樣的人來說，他既不能視我如無物或故意诋毀我，自欺欺人的繼續認為自己是獨一無二的；又不甘心坦然接受我這樣一個政見并不相契并且有點“來曆不明”的年輕人遠遠較他出色的事實。
可以說對于他，這是一件痛苦的事情。

　　在這樣的情态之下，他漸漸不再出席我莊園的宴會，亦是正常不過的事情。
可以說，他一直在回避着我——如果我是頑固的舊黨，他還可以不屑一顧保持着精神上的優越感，并且毫不留情的加以譏諷；但我卻不是。
我是那種總能說一些讓他覺得可能有點道理卻在感情讓他無法接受的議論的人。

　　此時此刻，正是在一個他最沒有思想準備碰見我的場合，我們相遇了。

　　而在我這一方面，就我的本意而言，我是不想與王安石為敵的。
做為一個現代人，我比古人更能理解王安石的思想；但我的既定策略讓我無法和王安石成為盟友——在此時的政治環境下，不是盟友，就隻能是敵人。
更何況我正膽大包大的把拗相公當成一顆棋子，出于對這顆棋子作用最大化利用的考慮，我也一定要盡量避免與王安石過早的翻臉；更何況，如果逼迫皇帝一定要在我和王安石中選擇一個的話，我現在的把握還不超過六成，倘若王韶大勝的消息傳來，更将會降到四成。
所以，過早的攤牌，在時機的選擇上，是相當不智的。

　　而此刻與王雱的相遇，對于我身邊這位秦少遊公子，我實在很不能放心。
兩位聰明人偶然相遇，都是一樣的恃才傲物之輩，走火的機率實在是太高了。
而火花一旦點然，引起多大的火災就不是我所能控制的了。
如果出現這種最糟的狀況，我的計劃就會被破壞得一塌糊塗，這實在不能不讓我擔心。

　　更何況，還有更大的隐憂在其中。
剛才秦觀的議論，這個房間裡有這麼多人聽見，而以王雱的表面來看，他也是此間的熟客，誰也無法保證這些話不會漏到他耳朵裡。
曆史上這位王公子就敢于不擇手段的用權謀，何況現在是秦觀先惹上他？
如果他聽到這些話不用陰謀來對付我們，反倒是奇事一樁了。

　　然而無法是我有幾多的顧慮，王雱此刻已經出現在這青軒院的姑射軒。
雖然愣了一愣，但他還是很快的恢複常态，笑嘻嘻的上來給我見禮，我連忙迎上前去，親切的說道：“王世兄，這裡不是官家，隻論私誼，可不必多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