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看到我們最終停在一條車轍縱橫的泥土路上，就在獨立中學旁邊。路邊有塊田地，夏天會種滿莴苣；路的另外一邊有成排的酸櫻桃樹。隻見哈桑盤起雙腿，坐在其中一棵樹下，吃着手裡的一捧桑椹幹。

　　“我們在這幹嗎呢？”我上氣不接下氣，胃裡翻江倒海，簡直要吐出來。

　　他微笑：“在我這邊坐下，阿米爾少爺。”

　　我在他旁邊頹然倒下，躺在一層薄薄的雪花上，喘着氣。“你在浪費時間。它朝另外一邊飛去了，你沒看到嗎？”

　　哈桑往嘴裡扔了一顆桑椹：“它飛過來了。”我呼吸艱難，而他一點都不累。

　　“你怎麼知道？”我問。

　　“我知道。”

　　“你是怎麼知道的？”

　　他朝我轉過身，有些汗珠從他額頭流下來，“我騙過你嗎，阿米爾少爺？”

　　刹那間我決定跟他開開玩笑：“我不知道。你會騙我嗎？”

　　“我甯願吃泥巴也不騙你。”他帶着憤憤的表情說。

　　“真的嗎？你會那樣做？”

　　他疑惑地看了我一眼：“做什麼？”

　　“如果我讓你吃泥巴，你會吃嗎？”我說。我知道自己這樣很殘忍，好像以前，我總是拿那些他不懂的字眼來戲弄他，但取笑哈桑有點好玩――雖然是病态的好玩，跟我們折磨昆蟲的遊戲有點相似。不過現在，他是螞蟻，而拿着放大鏡的人是我。

　　他久久看着我的臉。我們坐在那兒，兩個男孩，坐在一棵酸櫻桃樹下，突然間我們看着，真的看着對方。就在那時，哈桑的臉又變了。也許沒有變，不是真的變了，但我瞬間覺得自己看到了兩張臉，一張是我認得的，我從小熟悉的；另外一張，第二張，就隐藏在表層之下。我曾經看到過他的臉色變化――總是吓我一跳，它每次出現不過驚鴻一瞥，但足以讓我疑惑不安，覺得自己也許曾在什麼地方見到過。随後，哈桑眨眨眼，他又是他了，隻是哈桑了。

　　“如果你要求，我會的。”他終于說，眼睛直看着我。我垂下眼光，時至今日，我發現自己很難直視像哈桑這樣的人，這種說出的每個字都當真的人。

　　“不過我懷疑，”他補充說，“你是否會讓我這麼做。你會嗎，阿米爾少爺？”就這樣，輪到他考驗我了。如果我繼續戲弄他，考驗他的忠誠，那麼他會戲弄我，考驗我的正直。

　　要是我沒有開始這場對話就好了！我勉強露出一個笑臉，“别傻了，哈桑，你知道我不會的。”

　　哈桑報我以微笑，不過他并非強顔歡笑。“我知道。”他說。這就是那些一諾千金的人的作風，以為别人也和他們一樣。

　　“風筝來了。”哈桑說，指向天空，他站起身來，朝左邊走了幾步。我擡頭，望見風筝正朝我們一頭紮下來。我聽見腳步聲，叫喊聲，一群追風筝的人正鬧哄哄向這邊跑來。但他們隻是白費時間。因為哈桑臉帶微笑，張開雙手，站在那兒等着風筝。除非真主――如果他存在的話――弄瞎了我的眼，不然風筝一定會落進他張開的臂彎裡。

　　1975年冬天，我最後一次看到哈桑追風筝。

　　通常，每個街區都會舉辦自己的比賽。但那年，巡回賽由我所在的街區，瓦茲爾・阿克巴・汗區舉辦，幾個其他的城區――卡德察區、卡德帕灣區、梅寇拉揚區、科德桑吉區――也應邀參加。無論走到哪裡，都能聽見人們在談論即将舉辦的巡回賽，據說這是二十五年來規模最大的風筝比賽。

　　那年冬天的一個夜裡，距比賽還有四天，爸爸和我坐在書房裡鋪滿毛皮的椅子上，烤着火，邊喝茶邊交談。早些時候，阿裡服侍我們用過晚餐――土豆、咖喱西蘭花拌飯，回去跟哈桑度過漫漫長夜。爸爸塞着他的煙管，我求他講那個故事給我聽，據說某年冬天，有一群狼從山上下來，遊蕩到赫拉特，迫使人們在屋裡躲了一個星期。爸爸劃了一根火柴，說：“我覺得今年你也許能赢得巡回賽，你覺得呢？”

　　我不知道該怎麼想，或者該怎麼說。我要是取勝了會怎麼樣呢？他隻是交給我一把鑰匙嗎？我是鬥風筝的好手，實際上，是非常出色的好手。好幾次我差點赢得冬季巡回賽――有一次，我還進了前三名。但差點兒和赢得比賽是兩回事，不是嗎？爸爸從來不差點兒，他隻是獲勝，獲勝者赢得比賽，其他人隻能回家。爸爸總是勝利，赢得一切他想赢得的東西。難道他沒有權利要求他的兒子也這樣嗎？想想吧，要是我赢得比賽……

　　爸爸吸着煙管，跟我說話。我假裝在聽，但我聽不進去，有點心不在焉，因為爸爸随口一說，在我腦海埋下了一顆種子：赢得冬季巡回賽是個好辦法。我要赢得比賽，沒有其他選擇。我要赢得比賽，我的風筝要堅持到最後。然後我會把它帶回家，帶給爸爸看。讓他看看，他的兒子終究非同凡響，那麼也許我在家裡孤魂野鬼般的日子就可以結束。我讓自己幻想着：我幻想吃晚飯的時候，充滿歡聲笑語，而非一言不發，隻有銀餐具偶爾的碰撞聲和幾聲“嗯哦”打破寂靜。我想像星期五爸爸開着車帶我去帕格曼，中途在喀爾卡湖稍作休憩，吃着炸鳟魚和炸土豆。我們會去動物園看看那隻叫“瑪揚”的獅子，也許爸爸不會一直打哈欠，偷偷看着他的腕表。也許爸爸甚至還會看看我寫的故事，我情願為他寫一百篇，哪怕他隻挑一篇看看。也許他會像拉辛汗那樣，叫我“親愛的阿米爾”。也許，隻是也許，他最終會原諒我殺了他的妻子。

　　爸爸告訴我有一天他割斷了十四隻風筝的線。我不時微笑，點頭，大笑，一切恰到好處，但我幾乎沒有聽清他在說什麼。現在我有個使命了，我不會讓爸爸失望。這次不會。

　　巡回賽前夜大雪紛飛。哈桑和我坐在暖爐桌前玩一種叫做“番吉帕”的撲克遊戲，寒風吹着樹枝，打在窗戶上嗒嗒作響。當天早些時候，我要阿裡替我們布置暖爐桌――在一張低矮的桌子下面，擺放電暖片，然後蓋上厚厚的棉毯。他在桌旁鋪滿地毯和坐墊，足夠供二十個人坐下，把腿伸進桌子下面。每逢下雪，哈桑和我經常整天坐在暖爐桌邊，下棋或者打牌，主要是玩“番吉帕”。

　　我殺了哈桑兩張方塊10，打給他兩條J和一張6。隔壁是爸爸的書房，他和拉辛汗在跟幾個人談生意。其中有個我認得是阿塞夫的父親。隔着牆，我能聽到喀布爾新聞廣播電台沙沙的聲音。

　　哈桑殺了6，要了兩條J。達烏德汗在收音機中宣布有關外國投資的消息。

　　“他說有一天喀布爾也會擁有電視。”我說。

　　“誰？”

　　“達烏德汗，你這個家夥，我們的總統。”

　　哈桑咯咯笑起來，“我聽說伊朗已經有了。”他說。

　　我歎了一口氣：“那些伊朗人……”對多數哈紮拉人來說，伊朗是個避難所，我猜想也許是因為多數伊朗人跟哈紮拉人一樣，都是什葉派穆斯林。但我記得夏天的時候有個老師說起伊朗人，說他們都是笑面虎，一邊用手拍拍你的後背示好，另一隻手卻會去掏你的口袋。我将這個告訴爸爸，爸爸說我的老師不過是個嫉妒的阿富汗人，他嫉妒，因為伊朗在亞洲聲望日隆，而世界上多數人看世界地圖的時候還找不到阿富汗在哪裡。“這樣說很傷感情，”他說，聳着肩，“但被真相傷害總比被謊言安慰好。”

　　“有一天我會給你買的。”我說。

　　哈桑笑逐顔開：“電視機？真的嗎？”

　　“當然，還不是黑白的那種。到時我們也許都是大人了，不過我會給我們買兩個。一個給你，一個給我。”

　　“我要把它放在我畫畫的桌子上。”哈桑說。

　　他這麼說讓我覺得很難過。我為哈桑的身份、為他居住的地方難過。他長大之後，将會像他父親一樣，住在院子裡那間破房子，而他對此照單全收，讓我覺得難過。我抽起最後一張牌，給他一對Q和一張10。

　　哈桑要了一對Q，“你知道嗎，我覺得你明天會讓老爺覺得很驕傲。”

　　“你這樣想啊？”

　　“安拉保佑。”他說。

　　“安拉保佑。”我回應，雖然這句“安拉保佑”從我嘴裡說出來有些口不由心。哈桑就是這樣，他真是純潔得該死，跟他在一起，你永遠覺得自己是個騙子。

　　我殺了他的K，扔給他最後一張牌：黑桃A。他必須吃下。我赢了，不過在洗牌的時候，我懷疑這是哈桑故意讓我赢的。

　　“阿米爾少爺？”

　　“怎麼啦？”

　　“你知道……我喜歡我住的地方。”他總是這樣，能看穿我的心事，“它是我的家。”

　　“不管怎樣，”我說，“準備再輸一局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