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然了，在這些士民百姓代表當中的心思和态度也是有着微妙的區别。雖然号稱錢塘十六家，但不代表所有人的立場和利益取向都是完全一緻的。

　　像是黃氏的族長黃文義和其他三家其實都已經說好了，當場不遺餘力的全面擁護大都督的一切決意。反正他們來自的兩嶺和閩地本來就是地少民窮的貧瘠之地，若不能出海為生計的話，那隻有卷入當地夷漢土客的械鬥争殺中去。

　　因此作為外來落戶的後代，他們在地方上能夠羅括到的田産反而不多，基本家族産業主要還是集中在城中的作坊和港市中的船舶上，而這些營生都與南海第一大埠的廣府方面有着千絲萬縷的關系，而需要仰仗鼻息。

　　作為吳興沈氏的旁支，家主兼宗長的沈延年出來前也與族中說好并統一了口徑；因為在那位大都督身邊後宅之選中的就有一位沈氏女；因此為了沈氏家門傳續計不管她來曆如何，都隻能是大家公認的沈氏宗家嫡女。

　　所以不管作為周邊土戶大族的其他三姓心思如何，他都必然要全力以赴的表示出支持的态度來；這樣眼下太平軍從他們這裡拿走的越多，日後能夠從别處得到的潛在報償也就越是豐厚。

　　這才是沈氏不再長期局困地方一隅的出路所在。自從乾元年間出了為德宗生母的睿真皇後之後，沈氏就飽受來自朝廷中樞和地方宦族的排斥和壓制，以緻後人空有郡望之名而鮮有仕途名位之實，需要使人操持商賈來支持宗家。

　　倒是号稱以“耕讀傳家”曆史最為久遠的陸氏、張氏、朱氏、顧氏幾家，因為繁衍的族人衆多而擁有田産，遍布杭州以外的各地，因此曆史遺留問題的包袱最重。

　　但也因為這些年接二連三的戰亂，讓他們這些土族郡望的本家損失很大；衆多族人因此流散而到處田土荒蕪，乃至為鄉野土豪所侵占，或者幹脆就被太平軍所抄沒。反倒是這些留在杭州城裡經營貨殖的支系，得以保全和壯大起來。

　　因此，在此之前也有人暗中上門前來，給他們提出了一個别出蹊徑的建議和解決方案；因此也不免産生了某種在新統治者的治下，依靠政權的力量逐步取宗家而代之的蠢蠢欲動來。

　　最終态度最為暧昧和含糊的小群體，則是号稱衣冠南渡的北地氏族後代，如今王謝袁蕭等錢塘城的别支；他們背後的宗族才是着杭州境内擁有山林田産和莊園最多的存在，而且還殘留着許多相應的影響力。

　　當然了，能夠通過初步甄選和鑒定出現在這裡的，起碼還是在名聲和風評等明面功夫上還算尚可，或者說平日裡吃相不是太難看，而讓人一時間能夠抓到的把柄和惡迹尚且不顯的存在。

　　至于那些真正問題明顯而流于表面的存在，在太平軍入城之後第一時間已經遭到了果斷的清算，如今最好的結果也已經在舉家流放往嶺外的道路上了。

　　現在主要的問題反倒是他們大多數人，既随波逐流式的追随和支持過号稱要“保境安民”的董昌；也在共同推舉出來的蔣環号召之下，又驅逐了實力大損已經不符合他們利益所在的董昌。

　　既然相應的投機失敗，就要承受相應的後果和代價，這也是天經地義的事情；關鍵是需要為此付出怎樣的條件，割舍多大的代價，才能讓太平軍接受而避免家族破散，背井離鄉的後果。

　　因此，從另一方面說哪怕到了這一步，也許其中還有不少人保有僥幸使然或者說是坐觀其變，想着能不能再拖一拖、等一等，待到最後一刻出現轉機和意外的踹踹心思；

　　比如這些太平賊在後方實在是倒行逆施的民怨鼎沸，最終站不住腳還是不得不退卻而去，或是以大量的妥協手段，換取他們這些地方賢達的協力呢？興許忍一忍就能把現下局面維持下去了。

　　當然了，眼下最大的關鍵還是讨好這位手握大軍，隐有雄踞大江以南之勢的大都督才是；或許将其侍奉的開顔了，便就能給自家換來更好的待遇和條件了。

　　所以各家自然都竭盡全力拿出最好的手段來，供奉出眼下這麼一番局面；像是幕後唱曲和歌的都是來自明皇天子時所創立的梨園子弟和宜春院内供奉的淵源；

　　負責鼓吹的也是前前任浙東觀察使，所帶到任上來的太樂署老樂師，據說參與過文宗皇帝最喜歡的《雲韶樂》編制。

　　而為了排演出最合适的歌舞和曲目，他們甚至軟硬兼施的把一位已經從良在家多年的平康南曲名家，羅月娘都給請了出來，負責指導各家蓄養的家伎、舞姬人等。

　　因此，眼見得那位年輕高俊的大都督，在擺手接受衆人完行禮和恭賀；就此帶着随行人等在正中山水屏扇前留下的位置相繼落座之後，許多人的心中才微微釋然的松了口氣。

　　然後熱鬧紛繁的樂曲和唱聲，也像是湧到頭的錢塘潮水一般的慢慢沉寂下來；而又仿若是漫天細雨悄然随風入夜的沙沙響一般的，響起格外輕靈空冥的環佩叮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