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
難不成并不是堯帝主動将兩個女兒許配給舜帝，教她們前去考察舜帝的德行與能力，而是舜帝逼宮令堯帝不得不将兩個女兒嫁給了他？
吳良有些搖擺不定，仿佛正在經曆一場上古唐虞時期的羅生門事件。
一邊是後世發現的古籍與民間傳說結合整理而成的史料，這些古迹與民間傳說都晚于上古唐虞時期，全部出自後人的手筆與口述，也是後世考古界的主流認知；
另外一邊則是來自上古唐虞時期的甲骨文獻，并且出自可以算作當事人的“丹朱”的手筆……
但無論是哪一種說法，都無法找到具體的證據支撐。
不過從人性的角度去分析的話，吳良卻覺得後者給人的感覺更加真實一些。
自人類出現以來，“争權奪利”便是亘古不變的話題，而這種事情恐怕也隻有直到人類徹底滅絕才會消失。
所以堯帝心甘情願“禅讓”帝位，各方幾乎沒有任何沖突，舜帝最終和平繼位這種大圓滿的事情，在吳良這個“小人”看來多多少少都有那麼點不符合人性，甚至可以說是有些不切實際。
何況。
就算那時候一夫多妻，堯帝也完全沒必要将兩個女兒全都嫁給舜帝吧。
同樣出于利益的角度考慮，将其中一個女兒嫁給另外一個大部落的首領或首領的兒子，形成較為牢靠的聯姻關系難道不香麼？
再者說來。
據史料記載，堯帝“禅讓”帝位的時候似乎還有餘力，因為他是在舜帝繼位了有些年頭之後才去世的，縱觀天朝上下五千年，除了極為少數的幾個玩物喪志的特例，真心沒幾個皇帝能夠在自己還活着的時候便交出帝位的。
這可不僅僅是出于對權利的執着，其實還有一些後顧之憂。
畢竟人是最難管理的，任誰都無法做到絕對的一碗水端平，況且就算有人能夠将水端平也無法避免引人記恨，一旦交出帝位失去了權力，何況還是交到一個外人手中，一旦遭到記恨之人秋後算賬，又要如何應對？
吳良如此想着的時候。
左慈則仍在專心釋義甲骨文獻上的内容，不得不承認，左慈的确是一個文化涵養不低的人，甲骨文上那簡略到了極點、甚至有些晦暗的契文，經過他的嘴巴說出來，便已經變成了通俗易懂的語言。
吳良不由想到，若是換在後世，左慈或許會成為一個優秀專業的翻譯家：
“這種情況下，‘丹朱’的勢力變得越發單薄，逐漸失去了與舜帝争奪地位的資格。”
“與此同時，另外一股勢力卻已悄然崛起，這股勢力不是别人，正是有崇氏的部落首領‘鲧’，‘鲧’與四嶽交情匪淺，當年堯帝面對滔滔洪水束手無策，于是向四嶽征詢治水官員的人選，四嶽立刻舉薦了‘鲧’，而堯帝其實是不看好‘鲧’的，隻不過當時實在找到更合适的人選，又礙于四嶽的情面，最後隻能命他全權負責治水之事。”
“最開始的一兩年，‘鲧’實施的治水舉措的确抑制了不少地方的水患，令堯帝與官員百姓都看到了希望。”
“但每當‘鲧’率人去了别處，當地的水患很快便會卷土重來。”
“結果就是‘鲧’治水多年，耗費了大量的人力物力，卻并未真正平息洪水災禍，反倒是‘鲧’帶領的有崇氏部落在這九年之中日益強大，逐漸成為了中原最強大的部落之一，而‘鲧’卻仍在不斷向堯帝索要更多的支持與物資。”
“與此同時，‘鲧’的聲望亦是水漲船高，人們皆傳說‘鲧’擁有神力，能夠震懾兇水，他去了什麼地方，什麼地方的水患便會平息，而一旦他離開，兇水無人震懾，便會卷土重來，因此許多深受水患襲擾的部落與百姓都期盼着‘鲧’的到來……”
養寇自重麼？
了解到此處，吳良腦中立刻浮現出這樣一個詞彙。
“養寇自重”中的“寇”，自然便是水患。
單純從利益的角度去分析這件事，獲利最大的人自然便是“鲧”，隻要水患的問題沒有完全解決，堯帝便必須依靠于“鲧”，而“鲧”便能夠不斷向堯帝索要支持與物資，從而源源不斷的獲得更多的利益，同時也能夠不斷增強自己的聲望。
因此從利益角度來分析，天底下最不希望水患消失的人，可能便應該是“鲧”了。
“‘鲧’可以說是當時最有機會與舜帝争奪帝位的人，他自然不可能眼睜睜看着舜帝一家獨大，與此同時，共工、獾兜、三苗三部也注意到了這個情況，于是紛紛開始暗中謀劃，準備伺機而動。”
“結果最終還是舜帝棋高一着，他不知從哪搜羅來了證據，先發制人公然揭露了‘鲧’借治水之名自肥的事情，使得生活奢侈的‘鲧’與有崇氏部落成為衆矢之的，如此‘鲧’瞬間從治水英雄變成了人們唾棄的對象，有崇氏部落也被各個部落打壓掠奪，很快便分崩離析，而舜帝則成了仗義執言、公正不阿的典範，聲望一時無兩。”
“堯帝為了平複衆怒，隻得罷了‘鲧’的官，又沒收了他與有崇氏部落的财産，将其驅趕去了羽山任其自生自滅，自此‘鲧’便徹底沒了機會。”
“而共工、獾兜、三苗三部面對風頭正盛的舜帝，則不得不聯合起來與舜帝抗衡。”
“可惜此時的舜帝已經無人可擋，此舉非但沒有起到抗衡舜帝的作用，還是得舜帝以鎮壓叛亂之名順勢從堯帝手中得到了更多的兵權，短短幾月之後，共工、獾兜、三苗三部已被徹底擊潰，被迫帶領族人遠走他鄉，而舜帝則已經徹底架空了堯帝，沒有人再能夠阻止他得到帝位。”
“再過幾月，已經名存實亡的堯帝不得不做出了提前進行‘禅讓’，舜帝終于在諸多部落首領與四嶽的見證下登上了天子之位。”
“但此事還并不算完，舜帝繼位之後所做的第一件事，便是命堯帝率領陶唐氏族人遷往南河以南居住，卻單獨将‘丹朱’一人扣了下來，命其留在北唐獨自居住，并要求他永世不得與父親、族人相見。”
“這是‘丹朱’的人生至暗時刻，他明白自己這是被舜帝扣押做了人質，防止堯帝心有不甘，防止陶唐氏東山再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