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其實對他也心懷恐懼。他确實是一條毒蛇。”

　　想到前些天關于“武直迷”濟貧制度的評價，瓦爾克尼爾心裡也有些慌，這種人的眼睛似乎專門盯着表皮之下的東西，确實很有可能借機惹出一些事端。

　　而且之前的會談中，對方也直言不諱表達了對荷蘭存有偏見。如果他去阿姆斯特丹搞事，是有很好的條件的。

　　荷蘭本土的一些啟蒙派，或是殺、或是抓、或是流放，總有治他們的方法。

　　可劉钰作為大順的欽差大臣、皇帝特使，他要是在阿姆斯特丹講話，總不可能直接派兵把他抓起來吧？

　　也不能堵上他的嘴，再說歐洲此時正值中國熱，“理想國”的欽差大臣來講話，必然是人頭攢動，到時候迸出幾句話來，那可就熱鬧了。

　　再者，董事會找人背鍋，又不是一次兩次了。

　　之前巴達維亞的“多餘”華人，從本質上講，根本就是董事會的決策失誤，讓蔗糖産業過度擴張，這才導緻了糖廠危機，和大量的“多餘”人口。

　　可董事會并無人負責，而是把上一任總督抓起來背鍋，理由是私自出售居留證、私自收錢允許華人登岸。

　　這已經不再是那個勇猛開拓的東印度公司了，而是腐化成了一個上下欺瞞、推卸責任、内部勾心鬥角、七省圍繞着17個董事團人選互相使絆子的龐大舊物。

　　菲利普斯的擔憂，讓瓦爾克尼爾覺得大有道理。

　　“但我剛剛說過，我支持勘合貿易。是不是可以寫，從利益的角度，我支持勘合貿易；但從主權的角度，我反對勘合貿易？”

　　“是要利益還是要主權尊嚴，讓董事會去選？”

　　菲利普斯覺得這個辦法看似折中，可實際上卻是把董事會架在火上烤。

　　“總督先生，你覺得董事會，會選擇主權尊嚴？還是利益？”

　　瓦爾克尼爾不做聲，這是個不需要回答的問題。

　　如果這麼說，不就等于是自己在批評董事會的人不講主權的尊嚴的嗎？

　　即便信件不公開，那這封信本身也會讓董事會感覺到一陣惡心。

　　“總督先生，如果我們提醒董事會，劉钰可能會用這種可能的陰謀手段。那麼，董事會很可能直接拒絕勘合貿易。同時，董事會必然會拒絕平等外交和關稅協定的要求。那麼，必然會導緻大順對我們的經濟制裁，甚至驅逐商館人員。對吧？”

　　這也是必然的，董事會不可能同意平等外交、關稅協定的要求，那是要斷公司的根。

　　“所以，總督先生，如果我們對劉钰舉動的猜測，導緻了影響對華貿易。那麼，董事會在事後，是否會認為，劉钰未必會那麼做？萬一勘合貿易隻是第二選擇呢？萬一勘合貿易也是劉钰真心的要求，并不是用來做掩護的詭計呢？”

　　“那麼，我們的預測和警告，到底是功勞？還是要對大順驅逐我們商館、導緻公司對華貿易銳減一事負責呢？”

　　“到時候，股東們發現分紅銳減、發現對華貿易的利潤降低、發現股價降低，肯定需要有人負責的。”

　　“到時候，提出劉钰可能使詐的我們，就要來負這個責任了。”

　　瓦爾克尼爾沉吟一陣，把有些沉重的頭，用力地點了點。

　　是的，如果劉钰使詐，他們要背鍋，要借二人的頭，平息荷蘭愛國百姓的怒火。

　　如果提前告訴了董事會，他們還是要背鍋，還是要借二人的頭，平息東印度公司股東的怒火。

　　菲利普斯用了一個比喻。

　　“總督先生，一個醫生看到一個貌似健康的人，說你有病，必須要切除手臂，否則會死亡。但這個病人此時非常健康，沒有任何的病痛和症狀。”

　　“病人害怕了，切除了手臂，果然沒死。那麼，在其之後的餘生，是會感激那個醫生？還是會痛恨醫生切除了他的手臂？”

　　這個比喻說的是人性，顯然，那個病人在日後漫長的獨臂歲月中，感受到獨臂的不便之後，一定會埋怨那個讓他切斷手臂的醫生。

　　這番将人性想的很險惡的話，讓瓦爾克尼爾下定了決心。

　　“你是說，我們明知道劉钰可能耍詐，但是不能将此告知董事會。”

　　“我們明知道董事會心裡會選擇勘合貿易，但我們要旗幟鮮明地反對勘合貿易。”

　　菲利普斯鄭重地點頭。

　　“是的。這是我們唯一可以全身而退的辦法。”

　　“如果劉钰真的耍詐，那麼我們旗幟鮮明地反對勘合貿易，信件一旦被曝出，那麼我們就是祖國的英雄，維系主權尊嚴的愛國者。董事會礙于民衆的情緒，不但不會處置我們，反而可能讓我們繼續擔任職務，從而給民衆一個交代。”

　　“如果劉钰沒有耍詐，接受勘合貿易，同時也不揭穿朝貢是主權受辱的皇帝新衣，我們最多也就是被董事會不信任，調回去擔任一些閑職而已。”

　　閑職，聽起來不是好事。

　　但菲利普斯語氣漸漸沉重。

　　“總督先生，事實上，我不想在巴達維亞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