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劉钰也很清醒，小商販、小商人，不可用，隻能用來埋雷，不能用作攻取高知城的民力。

　　這些小商人狡猾而又市儈，小市民狂熱但不持久，自己又不是要搞街壘那一套，無法真正把他們發動起來。

　　還是要靠城外那些看熱鬧、等着劉钰燒毀地契的農民。

　　在城中所做的一切，都不是在收買人心，而是再給幕府和大名埋雷。收買民心的前提是要在這常駐，否則收買民心就是賠本買賣。

　　收買人心，靠的是肉眼可見的好處。

　　埋雷，則隻需要造一個不可觸摸的“天堂”。

　　既是埋雷，這“天堂”是否可以實現，那不重要。

　　天主教可以掀起島原之亂，他用儒家這一套仁義，一樣可以掀起土佐之亂。

　　在幕府和大名沒有财政部門專門貸款的情況下誰來放貸？農業社會資金除了放貸和囤地又無可投資的情況下往哪用？這些實際而現實的問題，劉钰根本不管。

　　反正此時大部分人是愚昧的，他們在意的是直觀的感覺，很少有人會用理性去思考這些政策能否實行、是否是空談。

　　為了将雷埋得足夠吓人，還需要一些成體系的理論。

　　儒學理論，劉钰狗屁不通。

　　可是，宋時的王安石卻通，他既有心思，早有準備，當即拿出了王安石的《周禮新義》，摘抄出了一整套的成體系理論，大順本來就有成套的刊印成書的，倭人識字的多半識得漢字，直接分發就好。

　　《地官·司徒·泉府》裡說，掌以市之征布。斂市之不售，貨之滞于民用者，以其賈買之，物楬而書之，以待不時而買者。買者各従其抵，都鄙従其主，國人郊人従其有司，然後予之。凡賒者，祭祀無過旬日，喪紀無過三月。凡民之貸者，與其有司辨而授之，以國服為之息。凡國事之财用取具焉。歲終，則會其出入而納其餘。

　　這是國家負責貸款、平價、以低息貸款扶植小商人和小手工業者的仁政大義。

　　《地官·司徒·旅師》裡說，掌聚野之鋤粟、屋粟、間粟，而用之。以質劑緻民，平頒其興積，施其惠，散其利，而均其政令。凡用粟，春頒而秋斂之，凡新氓之治皆聽之，使無征役，以地之媺惡為之等。

　　這是抑制豪商、貸種子錢給農夫、平物價的仁政大義。

　　除此之外，孟子的民本思想、殺桀纣乃殺暴君、大順一些學派的四民平等理論等等，全都散播一遍，到處發書。

　　他是要讓幕府将來“取其糟粕、去其精華”的，把儒家體系裡的精華全都用來造反，保管幕府隻會嚴厲禁教、禁異端學說，甚至可能連朱子理學中的“精華”，幕府也會全部去掉。

　　要是幕府能拿出禁教的控制力，嚴密控制非朱子理學的儒家傳播、再把朱子學徹底封建禮法化，劉钰覺得自己花幾千兩銀子買的書，就算沒白買。

　　劉钰心道，你隻當天主教可以用來造反搞出島原之亂，卻不知儒家亦可找出造返有理的内容。管教你朝着“取其糟粕、去其精華”的路上一路狂奔。

　　他和商人、識字階層、手工業者講大義，講理論。

　　和基本不識字的農夫，就不需要講大義、講理論了。

　　一把燒了質押地契文書的大火，比什麼都有用；一頓香噴噴的白米飯，比任何大義都動心。

　　城下町外，跑來看熱鬧的農夫越來越多，膽子也越來越大。

　　劉钰知道他們在盼什麼，攻下城下町時，那些農夫齊聲為自己叫好的那一聲“嘿嘿吼”，已經證明了民心可用，剩下的就隻是把這些民心激發出來。

　　花了一筆錢，平價從米鋪買了一些稻米，雇傭了一些人，就在城下町東邊的空地埋鍋造飯，請這些自己種米卻可能沒機會吃過大米的農夫吃白米飯。

　　據說曾有這樣的故事，兩個大名交戰，城市被圍，圍城者斷水。城中就用白米給馬洗澡，而外面的士兵很多一輩子都沒見過這麼多的大米，竟把潔白的大米當成了水流，認為城中尚且還能用水給馬洗刷，可見必有水井，遂撤圍。

　　或許有點誇張，劉钰一開始還不怎麼信。

　　可當他見到身高不足一米五的倭人農夫，在米飯蒸熟之後，可以連鹹菜都不用一個人吃了一斤生米做的飯之後，他覺得似乎應該可能是真的。

　　米也就一二兩銀子一石，每天買上個四五百石，一兩萬斤，花不了幾個錢。

　　若能攻下高知城，不算其背後的政治意義和戰略影響，想來上面那麼多豪商，隻看金銀的話也能保證回本。

　　城下町攻下的那一天開始，有些農夫已經在這裡吃飯，如今已經吃了三日，呼朋引伴的傳播之下，來吃飯的人越來越多。

　　從城下町那些放高利貸的商人手中拿到的一小部分地契文書，在這些農民吃飽之後，一一念出了他們的名字，将這些地契一把火燒了個幹淨。

　　歡聲雷動中，還有更多的農民心懷期待，因為他們的地契還沒到手。那些人躲在高知城中。

　　眼看着别人的地契都被火燒掉，想着持有自己質押文書的人還在高知城中，許多農夫望向遙遠的高知城，心想原來吃飽白米飯的滋味，竟是這樣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