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治大婚新政後，同治為顯孝心，挪用洋務軍工的款項想要重修圓明圓。

　　同治此舉顯孝心是一方面，更重要是他想通過修建圓明圓彰顯他的政績，同時也可讓兩宮皇太後安心修養，不再幹政，當然了，内務府在重修圓明圓的事務中可以大撈一筆，故而一直撺掇他也是一個重要原因。

　　重修圓明圓需要的資金量非常大，同治先是号召親貴們捐款，不能不捐，而且不能少捐，大家逼不得已，都捐了銀子。

　　總共湊了十幾萬兩，然而卻是杯水車薪，隻夠清理一下當年被八國聯軍焚燒的廢墟。

　　怎麼辦？

　　同治思索了一下，覺得至少得把兩宮所住的宮殿修一下，好把她倆搬走，省得在眼前礙事。

　　于是頒布了诏令，強調修園是出于孝道，同時申明此次“令總管内務府大臣設法捐修”，且“因物力艱難，一切從儉”，僅将供奉聖容之所安佑宮暨兩宮皇太後駐跸之殿，并皇帝辦事居住之處，略加修葺，其餘概不興修，以昭節省。

　　同治帝要求“将此明白通谕中外知之”，他的意思是告訴大家不許再提此事。

　　但是，十月初七，福建道禦史遊百川仍然再次上奏折勸谏，強調修園計劃“興作非時，恐累聖德”。

　　這下惹怒了同治帝，他親拟谕旨予以批駁，并将其革職。

　　然後李鴻藻再次上疏勸谏，言辭懇切。

　　同日，四川總督吳棠上折，說巨木盡已被太平軍毀伐、水路運輸極度困難，奏請延期辦理。

　　兩江總督李宗羲和翰林院侍讀學士李文田接着上奏，同治氣得一言不發。

　　最後一位上書的是恭親王奕䜣。

　　他聯合其他親王、軍機大臣等十位重臣聯名給皇帝上疏進谏，可是奏折送上去後就沒了音信，無奈衆大臣再三奏請要進宮面見皇帝。

　　七月十八日，同治帝同意召見奕訢等人。

　　奕訢等陳述了重修圓明園的弊端後還提出了建議，不想同治帝聽了很是反感。

　　奕訢等還逐條解釋，同治帝徹怒，說：“把我的皇位讓給你坐怎麼樣？！”

　　大臣們聽後都為之驚愕，一起跪下，伏地痛哭，大學士文祥痛哭幾近昏厥，最後被人扶出。

　　醇親王奕譞則繼續泣谏，痛陳必須停止修園之理由。

　　恭親王并沒有就此停止勸谏，十餘天後，同治皇帝下旨革除恭親王爵位的世襲罔替，降為郡王，仍在軍機處行走，其子被革除爵位，其他一同進谏的官員也紛紛被去爵革職。

　　李鴻藻不得已面見慈安慈禧，告知一切情由。

　　慈禧出面制止了這場鬧劇。

　　她恢複恭親王職務，并破格爵位“世襲罔替”，賞賜雙眼花翎，賞領兩份工資。

　　慈禧又認恭王女兒為幹女兒并破格加封和碩固倫公主，并勒令同治徹底停止圓明園工程，這件事終于平息了。

　　然而這件事造成了非常惡劣的影響，就是貪污腐敗的賬就揭開在眼前了。

　　俗話說：一年清知府，十萬雪花銀。

　　清廷的腐敗和貪污已經從根源上使整個國家的根基都壞掉了爛掉了，這樣的政府還依然存在，是上天的懶政不作為啊！

　　古人認為,天災是上天的警示。

　　光緒朝代是慈禧太後專權的時代。也是清王朝走向衰亡的年代。清末各種天災頻繁不斷。周而複始，曆史的規律不可抗拒。

　　在清代頻繁的旱災中，最大、最具毀滅性的一次，要數光緒初年的華北大旱災。

　　這次大旱的特點是時間長、範圍大、後果特别嚴重。

　　從1876年到1879年，大旱持續了整整四年；受災地區有山西、河南、陝西、直隸(今河北)、山東等北方五省，并波及蘇北、皖北、隴東和川北等地區。

　　大旱不僅使農産絕收，田園荒蕪，而且餓殍載途，白骨盈野，餓死的人竟達一千萬以上!

　　由于這次大旱以1877年、1878年為主，而這兩年的陰曆幹支紀年屬丁醜、戊寅、所以人們稱之為“丁戊奇荒”；又因河南、山西旱情最重，又稱“晉豫奇荒’、“晉豫大饑”。

　　河南的災情，與山西相似。

　　經過連續兩年的大早，富饒的中州平原，已化為千裡赤地。

　　當年的《申報》刊登消息，說河南全省歉收者50餘州縣，全荒者28州縣。但是，奉旨幫辦河南赈務的刑部左侍郎袁保恒抵豫則宣布：全省報災者八十七個州縣，饑民五六百萬。

　　走投無路的饑民铤而走險，聚衆槍糧，有的甚至攔路糾搶，私立大旗，上書‘王法難犯，饑餓難當‘八字。

　　1876年(光緒二年)，曾國荃調任山西巡撫，正好遇到大旱，曾國荃先後赈銀一千三百萬兩、米二百萬石，活饑民六百萬，民衆感其恩德，為立生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