弗裡蒙特，加利福尼亞，1980年代爸爸愛美國的理想。

　　正是在美國生活，讓他得了潰瘍。

　　我記得我們兩個走過幾條街道，在弗裡蒙特的伊麗莎白湖公園散步，看着男孩練習揮棒，女孩在遊戲場的秋千上咯咯嬌笑。爸爸會利用步行的機會，長篇大論對我灌輸他的政治觀點。“這個世界上隻有三個真正的男人，阿米爾，”他說，他伸出手指數着，“美國這個魯莽的救世主，英國，還有以色列。剩下那些……”通常他會揮揮手，發出不屑的聲音，“他們都像是饒舌的老太婆。”

　　他關于以色列的說法惹惱了弗裡蒙特的阿富汗人，他們指責他親近猶太人，而這實際上就是反對伊斯蘭。爸爸跟他們聚會，喝茶，吃點心，用他的政治觀念将他們氣瘋。“他們所不明白的是，”後來他告訴我，“那跟宗教毫無關系。”在爸爸眼裡，以色列是“真正的男人”居住的島嶼，雖然處在阿拉伯海洋的包圍之下，可是阿拉伯人隻顧着出賣石油賺錢，毫不關心自家人的事情。“以色列幹這個，以色列幹那個，”爸爸會模仿阿拉伯人的語氣說，“那做些事情啊！行動啊！你們這些阿拉伯人，那麼去幫巴勒斯坦啊！”

　　他讨厭吉米・卡特，管他叫“大牙齒的蠢貨”。早在1980年，我們還在喀布爾，美國宣布抵制在莫斯科舉辦的奧運會。“哇！哇！”爸爸充滿厭惡地說，“勃列日涅夫入侵阿富汗，那個捏軟柿子的家夥居然隻說我不去你家的泳池遊泳。”爸爸認為卡特愚蠢的做法助長了勃列日涅夫的氣焰。“他不配掌管這個國家。這好像讓一個連自行車都不會騎的小孩去駕駛一輛嶄新的卡迪拉克。”美國，乃至世界需要的是一個強硬的漢子，一個會被看得起、會采取行動而非一籌莫展的人。羅納德・裡根就是這樣的硬漢。當裡根在電視現身，将俄國稱為“邪惡帝國”，爸爸跑出去，買回一張照片：總統微笑着豎起拇指。他把照片裱起來，挂在入門的牆上，将它釘在一張黑白的老照片右邊，在那張照片裡面，他系着領帶，跟查希爾國王握手。我們在弗裡蒙特的鄰居多數是巴士司機、警察、加油站工人、靠救濟金生活的未婚媽媽，确切地說，全都是被裡根的經濟政策壓得喘不過氣來的藍領工人。爸爸是我們那棟樓惟一的共和黨員。

　　但交通的濃霧刺痛他的眼睛，汽車的聲響害他頭痛，還有，花粉也讓他咳嗽。水果永遠不夠甜，水永遠不夠幹淨，所有的樹林和原野到哪裡去了？開頭兩年，我試着讓爸爸參加英語培訓班的課程，提高他那口破英語，但他對此不屑一顧。“也許我會把‘cat’拼出來，然後老師會獎給我一顆閃閃發光的星星，那麼我就可以跑回家，拿着它向你炫耀了。”他會這麼咕哝。

　　1983年春季的某個星期天，我走進一家出售平裝舊書的小店，旁邊是家印度電影院，往東是美國國家鐵路和弗裡蒙特大道交界的地方。我跟爸爸說等我五分鐘，他聳聳肩。他當時在弗裡蒙特某個加油站上班，那天休假。我看到他橫跨弗裡蒙特大道，走進一家雜貨便利店，店主是一對年老的越南夫妻，阮先生和他的太太。他們白發蒼蒼，待人友善，太太得了帕金森症，先生則換過髋骨。“他現在看起來像《無敵金剛》了，”她總是這麼笑着對我說，張開沒有牙齒的嘴巴。“記得《無敵金剛》嗎，阿米爾？”接着阮先生會學着李・梅傑斯，怒眉倒豎，以緩慢的動作假裝正在跑步。

　　我正在翻閱一本破舊的麥克・漢默【MikeHammer，美國作家邁克・斯畢蘭（MikeSpillane，1918～）創作的系列恐怖小說主角】懸疑小說，這當頭傳來一聲尖叫，還有玻璃碎裂的聲音。我放下書，匆匆穿過馬路。我發現阮先生夫婦在櫃台後面，臉如死灰，緊貼牆壁，阮先生雙手抱着他的太太。地闆上散落着橙子，翻倒的雜志架，一個裝牛肉幹的破罐子，爸爸腳下還有玻璃的碎片。

　　原來爸爸買了橙子，身上卻沒有現金。他給阮先生開了支票，阮先生想看看他的身份證。“他想看我的證件，”爸爸用法爾西語咆哮，“快兩年了，我在這裡買這些該死的水果，把錢放進他的口袋，而這個狗雜碎居然要看我的證件！”

　　“爸爸，這又不是針對你。”我說，朝阮氏夫婦擠出微笑，“他們理應查看證件的。”

　　“我不歡迎你在這裡，”阮先生說，站在他妻子身前，他用拐杖指着爸爸，然後轉向我，“你是個很好的年輕人，但是你爸爸，他是個瘋子。這裡再也不歡迎他。”

　　“他以為我是小偷嗎？”爸爸擡高了聲音說，外面圍滿了旁觀的人，“這是個什麼國家？沒有人相信任何人！”

　　“我叫警察。”阮太太說，她探出臉來，“你走開，要不我喊警察。”

　　“求求你，阮太太，别叫警察。我把他帶回家，請别叫警察，好不好？求求你。”

　　“好的，你帶他回家，好主意。”阮先生說。他戴着金絲眼鏡，眼睛一直望着爸爸。我隔着門去拉爸爸，他出來的時候踢飛一本雜志。我說服他别再走進去，然後轉身到店裡向阮氏夫婦道歉，告訴他們爸爸處境艱難。我把家裡的電話和地址給了阮太太，告訴她估計一下損失了多少東西。“算好之後請打電話給我，我會賠償一切的，阮太太，我很抱歉。”阮太太從我手裡接過紙片，點點頭。我看到她的手比平時抖得更厲害，那讓我很生爸爸的氣，他把一個老太太吓成這樣。

　　“我爸爸仍在适應美國的生活。”我解釋着說。

　　我想告訴他們，在喀布爾，我們折斷樹枝，拿它當信用卡。哈桑和我會拿着那根木頭到面包店去。店主用刀在木頭上刻痕，劃下一道，表示他從火焰升騰的烤爐取給我們一個馕餅。每到月底，爸爸按照樹枝上的刻痕付錢給他。就是這樣。沒有問題，不用身份證。

　　但我沒告訴他們。我謝謝阮先生沒叫警察，帶爸爸回家。我炖雞脖子飯的時候，他在陽台抽煙生悶氣。我們自白沙瓦踏上波音飛機，到如今已經一年半了，爸爸仍在适應期。

　　那晚我們默默吃飯。爸爸吃了兩口，把盤子推開。

　　我的眼光越過桌子，望着他，他的指甲開裂，被機油弄得髒兮兮的，他的手指刮傷了，衣服散發出加油站的味道――塵灰、汗水和汽油。爸爸像個再婚的鳏夫，可是總忍不住想起故去的妻子。他懷念賈拉拉巴特的甘蔗地，還有帕格曼的花園。他懷念那些在他屋裡進進出出的人們，懷念索爾市集擁擠的通道，他走在那裡，和他打招呼的人認得他，認得他的父親，認得他的祖父，那些跟他同一個祖宗的人們，他們的過去交織在一起。

　　對我來說，美國是個埋葬往事的地方。

　　對爸爸來說，這是個哀悼過去的地方。

　　“也許我們應該回到白沙瓦。”我說，盯着在玻璃杯裡面的水上浮動的冰塊。我們在那裡度過了半年的光陰，等待移民局核發簽證。我們那間滿是塵灰的房子散發出髒襪子和貓糞的氣味，但住在我們周圍的全是熟人――至少爸爸認得他們。他會邀請整條走廊的鄰居到家裡吃晚飯，他們中多數都是等待簽證的阿富汗人。當然，有人會帶來手鼓，也有人帶手風琴。茶泡好了，嗓子還可以的人會高歌一曲，直到太陽升起，直到蚊子不再嗡嗡叫，直到鼓掌的手都酸了。

　　“你在那邊更開心，爸爸，那兒更有家的感覺。”我說。

　　“白沙瓦對我來說是好地方，但對你來說不是。”

　　“你在這兒工作太辛苦了。”

　　“現在還好啦。”他說，他的意思是自升任加油站日班經理之後。但在天氣潮濕的日子，我總能見到他忍痛揉着手腕。也見過他在飯後，頭冒冷汗去拿止痛藥瓶子的模樣。“再說，我又不是為了自己才讓我們兩個來到這裡的，你知道嗎？”

　　我把手伸過桌子，握住他的手。我的是學生哥兒的手，幹淨柔軟；他的是勞動者的手，肮髒且長滿老繭。我想起在喀布爾時，他給我買的所有那些卡車、火車玩具，還有那些自行車。如今，美國是爸爸送給阿米爾的最後一件禮物。

　　我們到美國僅一個月之後，爸爸在華盛頓大道找到工作，在一個阿富汗熟人開的加油站當助理――他從我們到美國那天就開始找工作了。每周六天，每天輪班十二小時，爸爸給汽車加油、收銀、換油、擦洗擋風玻璃。有好幾次，我帶午飯給他吃，發現他正在貨架上找香煙，油污斑斑的櫃台那端，有個顧客在等着，在明亮的熒光映襯下，爸爸的臉扭曲而蒼白。每次我走進去，門上的電鈴會“叮咚叮咚”響，爸爸會擡起頭，招招手，露出微笑，他的雙眼因為疲累而流淚。

　　被聘請那天，爸爸和我到聖荷塞【SanJose，美國加利福尼亞州城市】去找我們的移民資格審核官杜賓斯太太。她是個很胖的黑人婦女，眼睛明亮，笑起來露出兩個酒窩。有一回她跟我說她在教堂唱歌，我相信――她的聲音讓我想起熱牛奶和蜂蜜。爸爸将一疊食物券放在她的櫃台上。“謝謝你，可是我不想要。”爸爸說，“我一直有工作。在阿富汗，我有工作；在美國，我有工作。非常感謝，杜賓斯太太，可是我不喜歡接受施舍。”

　　杜賓斯太太眨眨眼，把食物券撿起來，看看我，又看看爸爸，好像我們在開她玩笑，或者像哈桑經常說的“耍她一下”。“我幹這行十五年了，從來沒人這麼做過。”她說。就是這樣，爸爸結束了在收銀台用食物券支付的屈辱日子，也消除了他最擔心的事情之一：被阿富汗人看到他用救濟金買食物。爸爸走出福利辦公室時，好像大病初愈。1983年那個夏天，我20歲，高中畢業。那天在足球場上擲帽子的人中，要數我最老了。我記得球場上滿是藍色袍子，學生的家人、閃光的鏡頭，把爸爸淹沒了。我在二十碼線附近找到他，雙手插袋，相機在兇前晃蕩。我們之間隔着一群人，一會兒把他擋住，一會兒他又出現。穿藍色衣服的女生尖叫着，相互擁抱，哭泣；男生和他們的父親拍掌慶賀。爸爸的胡子變灰了，鬓邊的頭發也減少了，還有，難道他在喀布爾更高？他穿着那身棕色西裝――他隻有這麼一套，穿着它參加阿富汗人的婚禮和葬禮――系着他五十歲生日時我送的紅色領帶。接着他看到我，揮揮手，微笑。他示意我戴上方帽子，以學校的鐘樓為背景，替我拍了張照片。我朝他微笑着――在某種意義上，那日子與其說是我的，毋甯說是他的。他朝我走來，伸手攬住我的脖子，親吻了我的額頭。“我很驕傲，阿米爾。”他說。他說話的時候眼睛閃亮，那樣的眼光望着的是我，讓我很高興。

　　那晚，他帶我到海沃德【Hayward，美國加利福尼亞州城市，近弗裡蒙特】的阿富汗餐廳，點了太多的食物。他跟店主說，他的兒子秋天就要上大學了。畢業之前，我就上大學的事情跟他稍稍争論過，告訴他我想工作，補貼家用，存些錢，也許次年才上大學。但他恨鐵不成鋼地盯了我一眼，我隻好閉嘴。

　　晚飯後，爸爸帶我去飯店對面的酒吧。那地方光線陰暗，牆壁上散發着我素來不喜歡的啤酒酸味。男人們頭戴棒球帽，身穿無袖上衣，玩着撞球，綠色的桌子上煙霧升騰，袅袅繞着熒光燈。爸爸穿着棕色西裝，我穿着打褶長褲和運動外套，顯得格外引人注目。我們在吧台找到位子，坐在一個老人身邊。老人頭上有個麥克羅啤酒的商标，發出藍光，将他那張滄桑的臉照得病恹恹的。爸爸點了根香煙，給我們要了啤酒。“今晚我太高興了！”他自顧自地向每個人宣布，“今晚我帶我的兒子來喝酒。來，請給我的朋友來一杯。”他的手拍在那個老人背上。老頭擡擡帽子，露出微笑，他沒有上排的牙齒。

　　爸爸三口就喝完了他的啤酒，又要了一杯。我強迫自己，還沒喝完四分之一，他已經幹掉三杯了。他請那個老頭一杯蘇格蘭烈酒，還請那四個打撞球的家夥一大罐百威。人們同他握手，用力拍他的後背。他們向他敬酒，有人給他點煙。爸爸松了松領帶，給那個老人一把二毛五分的硬币，指指電唱機。“告訴他，來幾首他最拿手的。”他對我說。老人點點頭，向爸爸敬禮。不久就響起鄉村音樂，就像這樣，爸爸開始宴會了。

　　酒到酣處，爸爸站起來，舉起酒杯，将它摔在遍地鋸屑的地闆，高聲喊叫。“操他媽的俄國佬！”酒吧裡爆發出一陣笑聲，大家高聲附和，爸爸又給每個人買啤酒。

　　我們離開的時候，大家都舍不得他走。喀布爾，白沙瓦，海沃德。爸爸還是爸爸，我想，微笑着。

　　我開着爸爸那輛土黃色的舊别克世紀轎車，駛回我們家。爸爸在路上睡着了，鼾聲如氣鑽。我在他身上聞到煙草的味道，還有酒精味，甜蜜而辛辣。但我在停車的時候，他醒過來，嘶啞的嗓音說：“繼續開，到街道那邊去。”

　　“幹嘛，爸爸？”

　　“隻管開過去，”他讓我停在街道的南端。他把手伸進外衣的口袋，掏給我一串鑰匙，“那邊。”他指着停在我們前面的一輛轎車。那是一輛舊款的福特，又長又寬，車身很暗，在月光下我辨認不出是什麼顔色。“它得烤漆，我會讓加油站的夥計換上新的避震器，但它還能開。”

　　我看着鑰匙，驚呆了。我看看他，看看轎車。

　　“你上大學需要一輛車。”他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