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知道這聽起來很瘋狂，可是我發現自己在想着他最喜歡吃什麼菜，或者最喜歡學校裡的哪門課。我設想自己在幫他做作業……”她哈哈大笑。浴室的水聲停止了，我能聽到索拉博在那兒，從浴缸爬出來，擦幹身體。

　　“你真是太好了。”我說。

　　“啊，我差點忘了！我給沙利夫舅舅打過電話！”

　　我記得在我們的婚禮上，他朗誦一首寫在酒店信紙上的詩歌。我和索拉雅走向舞台，朝閃光的鏡頭微笑的時候，他的兒子在我們頭頂高舉《可蘭經》。“他怎麼說？”

　　“嗯，他會幫助我們。他會給他在移民局的朋友打電話。”她說。

　　“真是個好消息。”我說，“我忍不住想讓你快點見到索拉博。”

　　“我忍不住想快點見到你。”她說。

　　我笑着挂上電話。

　　幾分鐘後，索拉博從浴室出來。自從與安德魯會面之後，他說過的話幾乎不超過十來個單詞，我每次試圖跟他交談，他總是點點頭，或者用一個字回答我。他爬上床，把毯子拉到下巴。沒過幾分鐘，他呼呼睡去。

　　我抹開水汽迷的鏡子，用旅館的舊式刮胡刀刮臉。你得把它打開，然後把刀片裝進去。接着我洗澡，躺在浴缸裡面，直到冒着汽的熱水變冷，讓我的皮膚起雞皮疙瘩。我躺在那兒漂浮着、思索着、想像着……

　　奧馬爾・費薩爾皮膚很暗，矮矮胖胖，臉上有酒窩，黑色的大眼睛，還有和藹的笑容，露出來的齒縫很大。他稀疏的頭發在後面梳成馬尾，穿着棕色燈芯絨西裝，手肘的位置上有幾塊毛皮補丁，還帶着個鼓鼓的破舊公文包。公文包的提手不見了，所以他将其抱在兇前。他是一見面就笑着說很多話而且過分客套的人，比如說“對不起，我将會在五點在那兒”之類的。我打電話給他，聽到他的笑聲，他執意要出來會晤我們。“很抱歉，這個城市裡面的出租車跟鲨魚一樣，”他的英語說得很棒，沒有任何口音，“一旦嗅到外國人的味道，就會多要三倍車費。”

　　他推開門，臉帶微笑，道歉連連，稍微有點喘氣和流汗。他用手帕擦額頭，打開公文包，亂翻着找記事本，為把文件扔得滿床都是不停道歉。索拉博盤膝坐在床上，一邊看着消掉聲音的電視，一邊看着那個手忙腳亂的律師。那天早晨我跟他說過費薩爾要來，他點點頭，似乎想問些什麼，但隻是走開去看一個有動物在說話的電視節目。

　　“找到了。”費薩爾說，翻開一本黃色的法律記事本。“就安排事物的能力而言，我希望我的孩子像他們的媽媽。很抱歉，也許這不是你所想要從你未來的律師口裡聽到的，對吧？”他哈哈大笑。

　　“嗯，雷蒙德・安德魯對你評價很高。”

　　“安德魯先生。是的，是的，那個家夥人很好。實際上，他打過電話給我，把你的事情告訴我了。”

　　“真的嗎？”

　　“哦，是的。”

　　“那麼你清楚我的情況了。”

　　費薩爾擦去唇邊的汗水。“我清楚你告訴安德魯先生的情況。”他說，臉上出現兩個酒窩，泛起狡狺的微笑。他轉向索拉博。“肯定就是這個少年惹起所有的麻煩吧？”他用法爾西語說。

　　“這是索拉博。”我說，“索拉博，他是費薩爾先生，我跟你說過的那個律師。”

　　索拉博從他的床上滑下來，跟費薩爾握手。“你好。”他低聲說。

　　“你好，索拉博。”費薩爾說，“你知道自己的名字來自一個了不起的戰士嗎？”

　　索拉博點點頭，爬回床上，繼續側身躺着看電視。

　　“我不知道你的法爾西語說得這麼好，”我用英語說，“你在喀布爾長大嗎？”

　　“不是，我在卡拉奇[1]Karachi，巴基斯坦南部城市。[1]出生，但在喀布爾生活了好幾年。沙裡諾區，靠近哈吉雅霍清真寺。”費薩爾說。“實際上，我在伯克利[2]Berkeley，美國加州城市。[2]長大。1960年代後期，我爸爸在那兒開了間唱片店。自由戀愛，染了領帶的襯衫，你叫得出來的全都有。”他身體前傾，“我去過伍德斯托克音樂節[3]Woodstock，位于紐約州東南，每年8月舉辦民謠和搖滾音樂節。[3]。”

　　“太帥了！”我說。費薩爾哈哈大笑，又開始冒汗珠了。“反正，”我繼續說，“我跟安德魯先生說得差不多了，省略掉一兩件事，也許三件。我會完完整整告訴你。”

　　他舔了一根手指，翻到空白頁，把筆帽打開。“那最好了，阿米爾。我們何不用英語交談，免得外面的人聽到？”

　　“好的。”

　　我把發生過的一切統統告訴他：我跟拉辛汗的會面、前往喀布爾、恤孤院、伽茲體育館的擲石頭。

　　“天！”他低聲驚呼，“很抱歉，我在喀布爾有很多美好的回憶。很難相信你剛才告訴我的竟然是同一個地方。”

　　“你後來回去過嗎？”

　　“天，沒有。”

　　“我會告訴你，那兒不是伯克利。”我說。

　　“繼續。”

　　我把剩下的都告訴他了：跟阿塞夫見面、搏鬥、索拉博和他的彈弓、逃回巴基斯坦。當我說完，他飛快地寫下一些東西，深深呼吸，鎮定地看了我一眼：“好了，阿米爾，你前面有場艱苦的戰鬥。”

　　“我能打赢嗎？”

　　他把筆帽裝上。“就安德魯的語氣判斷，希望渺茫。不是不可能，但是機會很小。”和藹的笑容和戲谑的眼神不見了。

　　“可是像索拉博這樣的孩子最需要有個家，”我說，“這些規章制度對我來說毫無意義。”

　　“我也心有戚戚，阿米爾。”他說，“但事實是，就當前的移民法、收養機構政策和阿富汗的政治局勢看來，你的情況很不妙。”

　　“我真不理解，”我說，想找個東西揍一頓，“我是說，我明白，但是我不理解。”

　　奧馬爾點頭，雙眉緊鎖。“好了，就這樣。災難之後，不管天災還是人禍――塔利班真是一場大災難，阿米爾，相信我――一個孩子是否孤兒，總是很難判斷。孩子們被遺棄在難民營，或者被雙親抛棄，因為他們無法加以照料。這些情況向來都有。所以除非孩子滿足孤兒的法律定義，否則移民局不會放發簽證。我很抱歉，我知道這聽起來很荒唐，但你需要一紙死亡證書。”

　　“你在阿富汗住過，”我說，“你知道這事的可能性有多大。”

　　“我知道，”他說，“但讓我們假設現在這個孩子父母雙亡的情況弄清楚了。即使那樣，移民局會認為，最好由該國的人來收養這個孩子，以便他能保持本國的文化傳統。”

　　“什麼傳統？”我說，“阿富汗有過的文化傳統被塔利班毀掉了。你知道他們怎麼對待巴米揚的大佛。”

　　“很抱歉，我在告訴你的是移民局怎麼工作，阿米爾。”奧馬爾說，碰碰我的手臂。他望向索拉博，露出微笑，然後看着我。“說到這裡，一個孩子必須根據他自己國家的法規被合法地收養。但假如你碰到一個亂糟糟的國家，比如說阿富汗，政府官員會忙于處理各種突發事件，處理收養事宜不會得到優先考慮。”

　　我歎氣，揉揉眼睛。眼睛後面突突發痛。

　　“但是讓我們假設不管怎樣，阿富汗人肯幫忙。”奧馬爾說，雙手交叉放在隆起的肚子上，“這次收養仍有可能被拒絕。實際上，就算是那些較為溫和的穆斯林國家，對收養也不無疑慮，因為在多數這些國家中，穆斯林教法不贊同收養。”

　　“你是在叫我放棄？”我問，用手壓着額頭。

　　“我在美國長大，阿米爾。如果說美國讓我學到什麼東西，那就是，認輸簡直就像在女童軍[1]GirlScouts，美國女童軍是世界上最大的專門服務于女孩的組織，成員多為成年義工，旨在幫助女孩提高使她們終身受益的素質。[1]的檸檬水罐裡面撒尿一樣不可原諒。可是，身為你的律師，我必須把事實告訴你。”他說，“最後一點，收養機構會定期派人前去評估那個孩子所處的環境，而沒有正常的機構會派人去阿富汗。”

　　我看見索拉博坐在那兒，看着電視和我們。他的坐姿跟他父親過去一樣，膝蓋抵着下巴。

　　“我是他伯父，難道這沒有用嗎？”

　　“如果你能證明，它會起作用。很抱歉，你有什麼證明文件或者什麼證人嗎？”

　　“沒有文件，”我用虛脫的聲音說，“沒有人知道這回事。索拉博也是我說了他才知道的，而我自己也是最近才發現這個秘密。惟一知道的那個人已經走了，也許死了。”

　　“嗯。”

　　“我該怎麼辦，奧馬爾？”

　　“我會坦誠相告，你的選擇不多。”

　　“天哪，我能做什麼？”

　　奧馬爾吸氣，用鋼筆敲打下巴，然後把氣呼出來。“你還是填一份收養申請表，期待最好的結果。你可以做獨立的收養。也就是說，你得和索拉博一起生活在巴基斯坦，日複一日，挨過兩年，你可以替他申請政治庇護。那是個漫長的過程，你得證明他受到政治迫害。你也可以申請人道主義簽證。那得由檢察總長審核，很難得到。”他頓了頓，“還有個選擇，也許是你最好的辦法了。”

　　“什麼？”我靠近身體問。

　　“你可以把他重新送進這兒的恤孤院，然後填收養申請表。讓他們審核你的I-600表格和你的家庭，把孩子留在安全的地方。”

　　“那是什麼？”

　　“很抱歉，I-600表格是移民局的官方文件。家庭評估由你選擇的收養機構執行。”奧馬爾說，“你知道，那是要确保你和你的妻子沒有精神病。”

　　“我不想那麼做。”我說，看了一眼索拉博，“我答應過他，不再讓他進恤孤院。”

　　“正如我所說的，那是你最好的選擇。”

　　我們又談了一會，然後我送他上車，一輛舊大衆甲殼蟲。當時伊斯蘭堡已近黃昏，一輪紅日挂在西邊。奧馬爾不知道使了什麼法子，居然能擠到車裡去，我看見他上車的時候車身一沉。他搖下車窗：“阿米爾？”

　　“嗯？”

　　“我剛才跟你說過嗎？你正在努力争取的事情很了不起。”

　　他招招手，把車駛離。我站在賓館房間門外，也朝他揮手。我希望索拉雅在身邊陪着我。

　　我回到房間的時候，索拉博已經關掉電視了。我坐在自己的床沿，讓他挨着我坐下。“費薩爾先生說有個辦法可以讓我把你帶去美國。”我說。

　　“真的嗎？”他好幾天來第一次露出微弱的笑容，“我們什麼時候能走？”

　　“嗯，事情是這樣的。可能需要一段時間，但他說可以做到，而且他會幫助我們。”我把手放在他脖子後面。外面，召喚人們禱告的鐘聲響徹大街小巷。

　　“多久？”索拉博問。

　　“我不知道，一陣吧。”

　　索拉博聳聳肩，微笑着，這次笑得更燦爛了：“我不在乎，我能等。那就像酸蘋果。”

　　“酸蘋果？”

　　“有一次，我很小的時候，我爬上一棵樹，吃那些青青的酸蘋果。我的小腹變得又腫又硬，像鼓那樣，痛得厲害。媽媽說隻要我等到蘋果熟透，就不會生病了。所以現在，無論我真正想要什麼，我都會想起她說過的關于蘋果的話。”

　　“酸蘋果，”我說，“安拉保佑，你是我見過最聰明的孩子，親愛的索拉博。”他的耳朵紅了起來。

　　“絕對是。”我說，“絕對是。”

　　“我們會開車到那些街上去嗎？那些你隻能看見車頂和天空的街道？”

　　“我們每一條都去。”我說，眼淚湧上來，我眨眼強行忍住。

　　“英語難學嗎？”

　　“我敢說，不用一年，你就可以說得跟法爾西語一樣流利。”

　　“真的嗎？”

　　“是的，”我伸了一根手指在他下巴，把他的臉轉過來，“還有一件事，索拉博。”

　　“什麼事？”

　　“嗯，費薩爾先生那會很有幫助，如果我們……如果我們能讓你在一間為孩子準備的房子待上一陣。”

　　“為孩子準備的房間？”他的笑容消失了，“你是說孤兒院嗎？”

　　“隻是待上一陣。”

　　“不，”他說，“别這樣，求求你。”

　　“索拉博，那隻是很短的時間，我保證。”

　　“你向我保證過永遠不讓我去那些地方，阿米爾老爺。”他說。他聲音顫抖，淚如泉湧。我一陣心痛。

　　“那不同的。就在這兒，在伊斯蘭堡，不是在喀布爾。我會每天去探望你，直到我們能夠離開，把你帶去美國。”

　　“求求你！求求你！别這樣！”他哽咽着，“我很怕那些地方。他們傷害我！我不想去。”

　　“沒有人會傷害你。再也不會了。”

　　“他們會的！他們總是說他們不會，但他們說謊！他們說謊！求求你，真主啊！”

　　我用拇指抹去他臉上的淚痕。“酸蘋果，記得嗎？這就像一個酸蘋果。”我輕聲說。

　　“不，它不是。不要那些地方。天，天啦！求求你，别這樣！”他渾身顫抖，涕泗俱下。

　　“噓。”我把他拉近，抱着他顫抖的身體。“噓。會沒事的。我們會一起回家。你會看到的，沒事的。”

　　他的聲音被我的兇膛悶住，但我能聽到話裡的痛苦。“求求你答應我你不會這麼做！天啊，阿米爾老爺！求求你答應我你不會！”

　　我如何能答應呢？我抱着他，緊緊抱着，前後搖晃。他的淚水滴進我的衣裳，直到淚流幹了，直到不再顫抖了，直到驚恐的哀求變成聽不清的喃喃自語。我等着，搖着他，直到他呼吸緩下來，身體松弛。我想起曾經從某個地方看來的一句話“孩子們就是這樣對付恐懼：他們睡覺。”

　　我抱他上床，把他放下。然後我躺在自己床上，望着窗外伊斯蘭堡上方紫色的天空。

　　電話将我驚醒的時候，天已經全黑了。我揉揉眼睛，旋開床頭燈。剛過晚上10點半，我睡了将近三個小時。我拿起話筒。“喂？”

　　“美國打來的電話。”費亞茲先生的聲音。

　　“謝謝。”我說。浴室的燈光亮着，索拉博又在洗澡了。電話傳來兩聲按鍵聲，然後是索拉雅的聲音。“你好！”她聲音振奮。

　　“嗨。”

　　“你跟那個律師談得怎樣？”

　　我把費薩爾的建議告訴她。“好了，你可以忘了它，”她說，“我們不用那麼做。”

　　我坐起來。“什麼？為什麼？怎麼回事？”

　　“我接到沙利夫舅舅的回電了。他說關鍵是把索拉博送進這個國家。隻要他進來，就有很多把他留下的辦法。所以他給幾個在移民局的朋友打了電話。他今晚給我回電，說他很有把握能替索拉博争取到人道主義簽證。”

　　“不是開玩笑吧？”我說，“啊，謝謝真主！親愛的沙利夫太好了！”

　　“我知道。不管怎樣，我們可以當保證人。一切會很快的。他說那種簽證有效期一年，足夠我們申請收養請求了。”

　　“這樣最好了，索拉雅。對吧？”

　　“看起來是的。”她說。她的聲音很快樂。我說我愛她，她說她也愛我。我們挂上電話。

　　“索拉博！”我喊道，從床上起來，“我有個好消息。”我敲着浴室的門，“索拉博！親愛的索拉雅剛才從加利福尼亞打電話來。我們不用把你放到恤孤院了，索拉博。我們就要去美國了，你和我。你聽到嗎？我們就要去美國了！”

　　我推開門，走進浴室。

　　刹那間我跪倒在地，放聲大叫。我牙齒打顫，不斷大叫。叫得我的喉嚨快要裂開，叫得我的兇膛快要炸開。

　　後來，他們說救護車來了之後我還不停叫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