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裡德警告過我。他警告過，可是，到頭來，他不過是白費唇舌。

　　我們沿着彈坑密布的道路，從賈拉拉巴特，一路蜿蜒駛向喀布爾。我上一次踏上這條征途，是在蓋着帆布的卡車中，往相反的方向而去。爸爸差點被那個嗑了毒品的、唱着歌曲的俄國兵射殺――那晚爸爸真讓我抓狂，我吓壞了，而最終為他感到驕傲。喀布爾到賈拉拉巴特的車程非常崎岖，道路在山岩之間逶迤颠簸，足以震得人們的骨頭咔咔響。如今沿途景象荒涼，正是兩次戰争遺下的殘迹。二十年前，我目睹了第一場戰争的一部分。路邊散落的東西無情地提醒着它的存在：焚毀的舊俄軍坦克殘骸、鏽蝕的傾覆的軍車，還有一輛陷在山腳被撞得粉碎的俄軍吉普。至于第二次戰争，我曾在電視上見過，現在正透過法裡德的眼睛審視着它。

　　法裡德駕輕就熟地避開那條破路上的坑洞。他顯然是個性情中人。自從我們在瓦希德家借宿之後，他的話多起來了。他讓我坐在副駕駛的位置，說話的時候看着我。他甚至還微笑了一兩次。他用那隻殘廢的手熟練地把着方向盤，指着路邊座座泥屋組成的村落，說多年以前，他就認得那裡的村民，他們中多數不是死了，就是聚集在巴基斯坦的難民營。“而有時候死掉的那些更幸運一些。”他說。

　　他指着一座遭受祝融之災的小村落，現在它隻是一些黑色的牆壁，沒有屋頂。我看見有條狗睡在那些牆壁之下。“我在這裡有過一個朋友，”法裡德說，“他修理自行車的手藝很棒，手鼓也彈得不錯。塔利班殺了他全家，放火燒掉這座村子。”

　　我們駛過焚毀的村子，那條狗一動不動。

　　曾幾何時，賈拉拉巴特到喀布爾隻要兩個小時的車程，也許多一些。法裡德和我開了四個小時才抵達喀布爾。而當我們到達……我們剛駛過瑪希帕水庫的時候，法裡德便警告我。

　　“喀布爾不是你記憶中那樣了。”他說。

　　“我聽說過。”

　　法裡德看了我一眼，仿佛在說聽見和看到不是一回事。他是對的。因為當我們最終駛進喀布爾，我敢肯定，絕對肯定，他一定開錯路了。法裡德肯定見到我目瞪口呆的表情，也許在累次載人進出喀布爾之後，他對這種久違了喀布爾的人臉上出現的神情早已習以為常。

　　他拍拍我的肩頭，“歡迎你回來。”他憂郁地說。

　　廢墟和乞丐，觸目皆是這種景象。我記得從前也有乞丐――爸爸身上總是額外帶着一把阿富汗尼硬币，分發給他們；我從不曾見過他拒絕乞讨的人。可是如今，街頭巷尾都能見到他們，身披破麻布，伸出髒兮兮的手，乞讨一個銅闆。而如今乞食的多數是兒童，瘦小，臉色冷漠，有些不超過五六歲。婦女裹着長袍，坐在繁忙街道的水溝邊，膝蓋上是她們的兒子，一遍遍念着：“行行好，行行好！”還有别的，某種我一開始沒有注意到的事情：幾乎見不到有任何成年男子在他們身邊――戰争把父親變成阿富汗的稀缺物品。

　　我們開在一條朝西通往卡德察區的街道上，我記得在1970年代，這可是主要的商業街：雅德梅灣。幹涸的喀布爾河就在我們北邊。那邊的山麓之上，聳立着殘破的舊城牆。它東邊緊鄰的巴拉・希薩堡壘――1992年軍閥多斯敦[1]AbdulRashidDostum（1954～），北方聯盟領導人之一。[1]一度占領這座古代城堡――坐落在雪達瓦紮山脈上。1992年到1996年間，人民聖戰者組織的火箭如雨點般從那座山脈射出來，落進喀布爾城裡，造成如今擺在我眼前的浩劫。雪達瓦紮山脈朝西逶迤而去。我記得，“午炮”也是從這些山巒中發出來的，它每天響起，宣告中午來臨；在齋月期間，它也是一聲信号，意味着白天的禁食可以結束了。那些天，整座城市都能聽見午炮的轟鳴。

　　“我小時候常常路過這兒，前往雅德梅灣。”我喃喃說，“過去這兒商店賓館林立，遍地食肆和霓虹燈。我經常向一個叫做塞弗的老人買風筝。他在舊警察局旁邊開了間小小的風筝鋪。”

　　“警察局還在那兒。”法裡德說，“這座城市不缺警察。但你在雅德梅灣，或者喀布爾任何地方，再也找不到風筝或者風筝鋪了。那樣的日子已經結束。”

　　雅德梅灣業已變成一座巨大的廢墟。那些尚未被徹底摧毀的屋宇赤條條豎在那兒，屋頂破了大洞，牆壁嵌滿火箭的彈片。整個街區已經化為瓦礫。我看見一個帶着彈孔的招牌斜斜埋在一堆殘骸中，上面寫着“請喝可口可……”。我看見在那些犬牙交錯的磚石廢墟中，有座沒有窗戶的破房子，兒童在裡面玩耍。自行車和騾車在孩子、流浪狗和一堆堆廢物中穿梭。城市上方是灰蒙蒙的塵霧，河那邊，一道青煙袅袅升上天空。

　　“那些樹呢？”我說。

　　“冬天的時候被人們砍成柴火了。”法裡德說，“俄國佬也砍了不少。”

　　“為什麼？”

　　“樹上經常躲着狙擊手。”

　　一陣悲哀向我襲來。重返喀布爾，猶如去拜訪一個多年未遇的老朋友，卻發現他潦倒凄戚，發現他無家可歸、身無分文。

　　“我爸爸過去在沙裡諾區蓋了個恤孤院，舊城那邊，就在這裡南面。”我說。

　　“我有印象，”法裡德說，“它在幾年前被毀了。”

　　“你可以停車嗎？”我說，“我想在這裡走走，很快就好。”

　　法裡德把車停在一條小巷，旁邊有座搖搖欲墜的房子，沒有門。“那過去是間藥房。”我們下車時法裡德咕哝着說。我們走上雅德梅灣，轉右，朝西走去。“什麼味道？”我說。某些東西熏得我眼淚直流。

　　“柴油。”法裡德回答說，“這座城市的發電廠總是出毛病，用電得不到保證，人們燒柴油。”

　　“柴油。你記得從前這條街道散發着什麼味道嗎？”

　　法裡德笑着說：“烤肉。”

　　“烤羊羔肉。”我說。

　　“羊羔肉。”法裡德說，舔了舔嘴唇。“現在喀布爾城裡隻有塔利班吃得上羊羔肉啦。”他拉拉我的衣袖，“說起……”

　　一輛汽車朝我們開來。“大胡子巡邏隊。”法裡德低聲說。

　　那是我第一次見到塔利班。我在電視上、互聯網上、雜志封面上、報紙上見過他們。但如今我站在這裡，離他們不到五十英尺，告訴自己心裡突然湧起的并非純粹的赤裸裸的恐懼；告訴自己我的皿肉沒有突然之間壓着我的骨頭，我的心跳沒有加速。他們來了，趾高氣揚。

　　紅色的豐田皮卡慢慢駛過我們。幾個臉色嚴峻的青年人蹲在車鬥上，肩膀扛着俄制步槍。他們全都留着大胡子，穿着黑色長袍。有個皮膚黝黑的家夥，看上去二十出頭，皺着一雙濃眉，手中揮舞着鞭子，有節奏地甩打車身一側。他溜轉的眼睛看見我，和我對望。終我一生，我從未覺得自己如此無遮無攔。接着那個塔利班吐了一口沾有煙絲的口水，眼睛移開。我發現自己又能呼吸了。皮卡沿雅德梅灣駛去，在車後卷起一陣塵霧。

　　“你怎麼回事？”法裡德噓聲說。

　　“什麼？”

　　“永遠不要瞪着他們！你聽到了嗎？永遠不要！”

　　“我不是故意的。”我說。

　　“你的朋友說得對，老爺。好像你不該用棍子去捅一條瘋狗。”有人說。聲音來自一個老乞丐，赤足坐在一座彈印斑斑的建築的台階上。他身上的舊衣磨得破爛不堪，戴着肮髒的頭巾。他左邊眼眶空空如也，眼皮耷拉。他舉起患關節炎的手，指着紅色皮卡駛去的方向。“他們開着車，四處尋找。希望找到那些激怒他們的人，他們遲早會找到，然後那些瘋狗就有得吃了，整天的沉悶終于被打破，每個人都高呼‘真主至尊！’而在那些沒人冒犯他們的日子裡，嗯，他們就随便發洩。對吧？”

　　“塔利班走近的時候，你的眼睛要看着地面。”法裡德說。

　　“你的朋友提了個好建議。”老乞丐插嘴說。他咳了一聲，把痰吐在油污的手帕上。“原諒我，你能施舍幾個阿富汗尼嗎？”他喘着氣說。

　　“别理他。我們走。”法裡德說，拉着我的手臂。

　　我給了那個老人一張十萬阿富汗尼的鈔票，大約相等于三美元。他傾着身子過來取錢，身上的臭氣――好像酸牛奶和幾個星期沒洗的臭腳――撲鼻而來，令我欲嘔。他匆忙把錢塞在腰間，獨眼滴溜溜轉。“謝謝你的慷慨布施，老爺。”

　　“你知道卡德察的恤孤院在哪裡嗎？”我問。

　　“它不難找，就在達魯拉曼大道西端。”他說，“自從火箭炸毀老恤孤院之後，孩子們就搬到那邊去了。真是才脫狼群，又落虎口。”

　　“謝謝你，老爺。”我說，轉身走開。

　　“你這是第一次嗎？”

　　“什麼？”

　　“你第一次看到塔利班。”

　　我一語不發。老乞丐點點頭，露出微笑。嘴裡剩下的牙齒屈指可數，泛黃且彎曲。“我還記得第一次看到他們席卷喀布爾的情景，那天多麼高興！”他說，“殺戮結束了！哇，哇！但就像詩人說的：‘愛情看似美好，但帶來麻煩。’”

　　我臉上綻出笑容，“我知道那首詩，哈菲茲寫的。”

　　“對對，是他寫的。”那老人回答說，“我知道。我過去在大學教過它。”

　　“你教大學？”

　　老人咳嗽，“從1958年到1996年。我教哈菲茲、迦亞谟、魯米、貝德爾[1]AbdulQaderBaydel（1644～1720），生活在印度莫卧兒帝國，但用法裡語寫作，通常被當成阿富汗詩人。原書作Beydel，有誤。[1]、雅米[2]AhmadJami（1048～1141），古代波斯詩人。[2]、薩迪。我甚至還在德黑蘭開過講座，那是在1971年，關于神秘的貝德爾。我還記得他們都起立鼓掌。哈！”他搖搖頭，“但你看到車上那些年輕人。你認為在他們眼裡，蘇菲主義[3]Sufism，伊斯蘭教一個奉行神秘主義的派别。[3]有什麼價值？”

　　“我媽媽也在大學教書。”我說。

　　“她叫什麼名字？”

　　“索菲亞・阿卡拉米。”

　　他那患白内障的眼睛閃出光芒：“‘大漠荒草生息不絕，反教春花盛放凋零。’她那麼優雅，那麼高貴。真是悲劇啊。”

　　“你認識我媽媽？”我問，在他身邊蹲下。

　　“是的，我認識。”老乞丐說，“過去下課後我們常坐在一起交談。最後一次是下雨天，隔天就期末考試，我們分享一塊美味的杏仁蛋糕。杏仁蛋糕，熱茶，還有蜂蜜。那時她肚子很大了，變得更加美麗。我永遠不會忘記她那天對我說的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