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強迫自己看着他：“是的。”

　　“你父親，”他眼睛看着食物，說，“你父親愛你和愛我爸爸一樣多嗎？”

　　我想起很久以前，有一天我們在喀爾卡湖，哈桑的石頭比我多跳了幾下，爸爸情不自禁拍着哈桑的後背。我想起爸爸在病房裡，看着人們揭開哈桑唇上的繃帶，喜形于色。“我想他對我們的愛是一樣的，但方式不同。”

　　“他為我爸爸感到羞恥嗎？”

　　“不，”我說，“我想他為自己感到羞恥。”

　　他撿起夾餅，默默地吃起來。

　　我們快傍晚的時候才離開，天氣很熱，讓人疲累，不過疲累得開心。回去的路上，我覺得索拉博一直在觀察我。我讓司機在某間出售電話卡的商店門口停車。我給他錢還有小費，讓他幫我去買電話卡。

　　那天晚上，我們躺在床上，看着電視上的談話節目。兩個教士胡子花白，穿着白袍，接聽世界各地信徒打來的電話。有人從芬蘭打來，那家夥叫艾優博，問他十來歲的兒子會不會下地獄，因為他穿的褲子寬大耷拉，低得露出内褲的橡皮筋勒帶。

　　“我見過一幅舊金山的照片。”索拉博說。

　　“真的？”

　　“那兒有座紅色的大橋，和一座屋頂尖尖的建築。”

　　“你應該看看那些街道。”我說。

　　“它們是什麼樣的？”他現在看着我。電視上，兩個毛拉正在交換意見。

　　“它們很陡，當你開車上坡的時候，你隻能見到前面的車頂和天空。”

　　“聽起來真吓人。”他說。他翻過身，臉朝着我，背對着電視。

　　“剛開始有點吓人，”我說，“不過你會習慣的。”

　　“那兒下雪嗎？”

　　“不，不過有很多霧。你知道那座你看過的紅色大橋吧？”

　　“是的。”

　　“有時候，早晨的霧很濃，你隻能看到兩座尖聳的塔頂。”

　　他驚奇地微笑着：“哦。”

　　“索拉博？”

　　“怎麼？”

　　“你有考慮過我之前問你的問題嗎？”

　　他的笑容不見了，翻身仰面躺着，十指交叉，放在腦後。毛拉确定了，艾優博的兒子那樣穿着褲子是會下地獄的。他們說《聖訓》裡面有提及。“我想過了。”索拉博說。

　　“怎麼樣？”

　　“我很怕。”

　　“我知道那有點可怕，”我說，抓住那一絲渺茫的希望，“但你很快就可以學會英語，等你習慣了……”

　　“我不是這個意思。那也讓我害怕。可是……”

　　“可是什麼？”

　　他又翻身朝着我，屈起雙膝，“要是你厭倦我怎麼辦呢？要是你妻子不喜歡我怎麼辦？”

　　我從床上掙紮起來，走過我們之間的距離，坐在他身邊。“我永遠不會厭倦你，索拉博。”我說，“永遠不會。這是承諾。你是我的侄兒，記得嗎？而親愛的索拉雅，她是個很好的女人。相信我，她會愛上你的。這也是承諾。”我試探着伸手拉住他的手掌，他稍微有點緊張，但讓我拉着。

　　“我不想再到恤孤院去。”他說。

　　“我永遠不會讓那發生。我向你保證。”我雙手壓住他的手，“跟我一起回家。”

　　他淚水浸濕了枕頭，很長很久默不作聲。然後他把手抽回去，點點頭。他點頭了。

　　撥到第四次，電話終于接通了。鈴聲響了三次，她接起電話。“喂？”當時在伊斯蘭堡是晚上7點半，加利福尼亞那邊差不多是早晨這個時間。那意味着索拉雅已經起床一個小時了，在為去上課做準備。

　　“是我，”我說。我坐在自己的床上，看着索拉博睡覺。

　　“阿米爾！”她幾乎是尖叫，“你還好嗎？你在哪兒？”

　　“我在巴基斯坦。”

　　“你為什麼不早點打電話來？我擔心得都生病了！我媽媽每天禱告，還許願！”

　　“我很抱歉沒打電話。我現在沒事了。”我曾經跟她說我會離開一個星期，也許兩個星期，但我離開将近一個月了。我微笑。“跟雅米拉阿姨說不要再殺羊了。”

　　“你說‘沒事’是什麼意思？你的聲音怎麼回事？”

　　“現在别擔心這個。我沒事，真的。索拉雅，我要告訴你一個故事，一個我早就該告訴你的故事，但我得先告訴你一件事。”

　　“什麼事？”她放低聲音說，語氣謹慎一些了。

　　“我不會一個人回家。我會帶着一個小男孩。”我頓了頓，說，“我想我們要收養他。”

　　“什麼？”

　　我看看時間：“這張該死的電話卡還剩下四十七分鐘，我有很多話要對你說。找個地方坐下。”我聽見椅腳匆匆拖過木地闆的聲音。

　　“說吧。”她說。

　　然後我做了結婚十五年來沒做過的事：我向妻子坦白了一切事情。一切事情。我很多次設想過這一刻，害怕這一刻，可是，我說了，我感到兇口有些東西湧起來。我覺得就在提親那夜，索拉雅跟我說起她的過去，也體驗過某種非常相似的感覺。

　　但這一次，說故事的人是我，她在哭泣。

　　“你怎麼想？”我說。

　　“我不知道該怎麼想，阿米爾。你一下子告訴我太多了。”

　　“我知道。”

　　我聽見她擦鼻子的聲音。“但我很清楚地知道的是：你必須把他帶回家。我要你這麼做。”

　　“你确定嗎？”我說，閉上雙眼，微笑起來。

　　“我确定嗎？”她說，“阿米爾，他是你的侄兒，你的家人，所以他也是我的侄兒。我當然确定，你不能任他流落街頭。”她停頓了一會，“他性子怎樣？”

　　我望向睡在床上的索拉博：“他很可愛，很嚴肅那種。”

　　“誰能怪他呢？”她說，“我想見到他，阿米爾。我真的想。”

　　“索拉雅？”

　　“嗯。”

　　“我愛你。”

　　“我也愛你。”她說。我聽得見她話裡的笑意，“小心點。”

　　“我會的。還有，别告訴你父母他是誰。如果他們想知道，應該讓我來說。”

　　“好的。”

　　我們挂上電話。伊斯蘭堡美國大使館外面的草坪修剪齊整，點綴着一圈圈花兒，四周是挺直的籬笆。房子本身跟伊斯蘭堡很多建築很相像：白色的平房。我們穿過幾個街區，到達那兒，三個不同的安檢人員搜我的身，因為我下巴縫着的線弄響了金屬探測器。我們最終從熱浪中走進去，空調的冷風撲面而來，好像冰水潑在臉上。接待室的秘書是個五十來歲的金發婦女，臉龐瘦削。我自報家門，她微微一笑。她穿着米色的罩衫和黑色的休閑褲――她是我數個星期來見到的第一個沒有穿着蒙臉長袍或者棉袍的女人。她在預約單上查找我的名字，用鉛筆帶橡皮擦那頭敲着辦公桌。她找到我的名字，讓我坐下。

　　“你們想來杯檸檬汁嗎？”她問。

　　“我不要，謝謝。”

　　“你兒子要嗎？”

　　“什麼？”

　　“那個英俊的小紳士，”她說，朝索拉博笑着。

　　“哦，好的，謝謝你。”

　　索拉博和我坐在黑色的皮沙發上，就在接待櫃台對面，挨着一面高高的美國國旗。索拉博從玻璃桌面的咖啡桌挑起一本雜志。他翻閱着，心不在焉地看着圖片。

　　“怎麼啦？”索拉博說。

　　“什麼？”

　　“你在微笑。”

　　“我在想着你的事情呢。”我說。

　　他露出緊張的微笑。挑起另外一本雜志，還不到三十秒就翻完了。

　　“别害怕。”我碰碰他的手臂說，“這些人很友善，放松點。”我自己才應該聽從這個建議。我在座位上不停挪動身子，解開鞋帶，又系上。秘書将一大杯混有冰塊的檸檬汁放在咖啡桌上。“請用。”

　　索拉博羞澀一笑。“非常謝謝。”他用英語說，聽起來像“灰常歇歇。”他跟我說過，他隻懂得這句英語，還有“祝你今天愉快”。

　　她笑起來：“别客氣。”她走回辦公桌，高跟鞋在地闆上敲響。

　　“祝你今天愉快。”索拉博說。

　　雷蒙德・安德魯個子不高，手掌很小，指甲修剪得很好，無名指上戴着結婚戒指。他草草和我握手，感覺像捏着一隻麻雀。這是一雙掌握我們命運的手，我想。索拉博和我坐在他的辦公桌對面。一張《悲慘世界》的海報釘在安德魯身後的牆壁上，挨着一張美國地形圖。陽光照耀的窗台上有盆番茄藤。

　　“吸煙嗎？”他問，和他瘦弱的身形相比起來，他低沉洪亮的聲音顯得十分古怪。

　　“不，謝謝。”我說。安德魯甚至都沒看索拉博一眼，跟我說話的時候眼睛也沒看着我，但我不在乎。他拉開辦公桌的抽屜，從半包煙裡面抽出一根點上。他還從同一個抽屜拿起一瓶液體，一邊塗抹在手上，一邊看窗台上的番茄藤，香煙斜斜吊在他嘴角。然後他關上抽屜，把手肘放在辦公桌上，呼出一口氣。“好了，”他說，在煙霧中眨眨他灰色的眼睛，“告訴我你的故事。”

　　我感覺就像冉・阿讓坐在沙威[1]冉・阿讓（JeanValjean）和沙威（Javert）都是雨果作品《悲慘世界》中的人物，前者因為偷東西入獄，後者是警察。[1]對面。我提醒自己，我如今在美國的領地上，這個家夥跟我是一邊的，他領薪水，就為了幫助我這樣的人。“我想收養這個孩子，将他帶回美國。”我說。

　　“告訴我你的故事。”他重複說，用食指把煙灰在整潔的辦公桌上壓碎，将其掃進煙灰缸。

　　我把跟索拉雅通電話之後編好的故事告訴他。我前往阿富汗，帶回我同父異母兄弟的兒子。我發現這個孩子處境堪憂，在恤孤院中浪費生命。我給恤孤院的負責人一筆錢，将孩子帶出來。接着我把他帶到巴基斯坦。

　　“你算是這個孩子的伯伯？”

　　“是的。”

　　他看看表，側身轉向窗台上的番茄藤，“有人能證明嗎？”

　　“有的，但我不知道他現在在哪兒。”

　　他轉向我，點點頭。我試圖從他臉上看出他的想法，但一無所獲。我在想他這雙小手有沒有玩過撲克。

　　“我想，把下巴縫成這樣，該不是最近時興的證詞吧。”他說。我們麻煩了，索拉博和我，我頓時明白。我告訴他我在白沙瓦被搶了。

　　“當然，”他說，清清喉嚨，“你是穆斯林嗎？”

　　“是的。”

　　“虔誠嗎？”

　　“是的。”實際上，我都不記得上次把頭磕在地上禱告是什麼時候。然後我想起來了：阿曼尼大夫給爸爸看病那天。我跪在祈禱毯上，想起的卻隻有幾段課堂上學到的經文。

　　“對你的事情有點幫助，但起不了太大作用。”他說，作勢在他那蓬松的頭發上搔癢。

　　“你是什麼意思？”我問。我拉起索拉博的手，扣着他的手指。索拉博不安地看着我和安德魯。

　　“有個長的答案，到了最後我會告訴你。你想先聽個短的嗎？”

　　“說吧。”我說。

　　安德魯将香煙掐滅，抿着嘴，“放棄吧。”

　　“什麼？”

　　“你提出的收養這個孩子的請求。放棄吧。那是我給你的建議。”

　　“知道了。”我說，“現在，也許你可以告訴我原因了。”

　　“那就是說你想聽長的答案了？”他語氣冷淡地說，對我不快的語氣無動于衷。他合起手掌，似乎他正跪在聖母面前。“讓我們假設你告訴我的故事是真的，不過我非常懷疑它是假的，或者省略掉一大部分。告訴你一聲，我不關心。你在這裡，他在這裡，這才是要緊的事情。即使這樣，你的請求面臨着明顯的障礙，更何況這個孩子并非孤兒。”

　　“他當然是。”

　　“從法律上來講他不是。”

　　“他的父母在街上被處決了，鄰居都看到。”我說，為我們用英語交談而高興。

　　“你有死亡證明嗎？”

　　“死亡證明？我們在說的是阿富汗，很多人甚至連出生證明都沒有。”

　　他明亮的眼睛一眨不眨，“先生，法律不是我制定的。你生氣也沒用，你還是得證明他的父母确實去世了。這個男孩必須讓法律承認他是孤兒。”

　　“可是……”

　　“你想要長的答案，我現在正給你呢。你的下一個問題是，你需要這個孩子出生國的合作。現在，就算在最好的情況下，這也很難，還有，引用你說過的，我們在談論的是阿富汗。我們在喀布爾沒有大使館。這使事情極端複雜，幾乎是不可能的。”

　　“你在說什麼？我應該将他扔到街頭上嗎？”我說。

　　“我可沒那麼說。”

　　“他受過性虐待。”我說，想起索拉博腳踝上的鈴铛，他眼睛上的眼影。

　　“聽到這個我很抱歉，”安德魯張口說，不過他望着我的樣子，好像我們一直在談論天氣，“但那不會讓移民局給這個小男孩放發簽證。”

　　“你在說什麼？”

　　“我的意思是，如果你想幫忙，可以捐錢給可靠的慈善組織，或者去難民營當義工。但在現在這樣的時刻，我們非常不贊成美國公民收養阿富汗兒童。”

　　我站起來。“走吧，索拉博。”我用法爾西語說。索拉博倚着我，頭靠在我的臀部上。我想起那張寶麗萊照片，他和哈桑就這樣站着。“我能問你一些問題嗎，安德魯先生？”

　　“可以。”

　　“你有孩子嗎？”

　　這下，他第一次眨眼了。

　　“嗯，你有嗎？随便問問而已。”

　　他默默無語。

　　“我這麼認為，”我說，拉起索拉博的手，“他們應該找個知道想要孩子是什麼感覺的人坐你的位置。”我轉身離開，索拉博跟着我。

　　“我可以問你一個問題嗎？”安德魯喊道。

　　“說吧。”

　　“你承諾過這個孩子帶他回家嗎？”

　　“要是有又怎樣？”

　　他搖搖頭，“真是危險的事情，給孩子承諾。”他歎氣，又打開抽屜，“你真想要這麼做？”他說，翻着文件。

　　“我真的想這麼做。”

　　他抽出一張名片：“那麼我建議你找個優秀的移民律師。奧馬爾・費薩爾在伊斯蘭堡工作，你可以跟他說我讓你去找他。”

　　我從他那裡拿過名片。“謝謝。”我低聲說。

　　“祝你好運。”他說。我們走出房間的時候，我回頭看了一眼。安德魯站在長方形的陽光中，茫然地望着窗外，雙手将那盆番茄藤轉到陽光下，慈愛地拍打着。

　　“保重。”我們走過秘書的辦公桌時她說。

　　“你老闆應該禮貌一些。”我說。我以為她會轉動眼珠，也許點頭說“我知道，每個人都那麼說”，諸如此類。相反的是，她降低聲音：“可憐的雷，自從他女兒死後，他就跟變了個人似的。”

　　我揚起眉頭。

　　“自殺。”她說。

　　在回旅館的出租車上，索拉博頭靠車窗，望着棟棟後退的房子和成排的橡膠樹。他的呼吸模糊了玻璃，擦幹淨，又模糊了。我等待他問起會談的情況，但他沒問。

　　浴室的門關上，門後傳來水流聲。自從我們住進賓館那天起，索拉博每晚上床之前總要洗很久的澡。在喀布爾，熱自來水像父親一樣，是稀缺的産品。現在索拉博每晚幾乎要用一個小時洗澡，浸在肥皂水中，不停擦着身體。我坐在床邊給索拉雅打電話，看着浴室門下滲出來的光線。你覺得幹淨了嗎，索拉博？

　　我将雷蒙德跟我說過的告訴索拉雅。“你現在怎麼想？”

　　“我們得認為他錯了。”她說她給幾家安排國際收養的機構打過電話，她還沒發現有考慮收養阿富汗孩子的機構，但她還在找。

　　“你父母對這個消息怎麼看？”

　　“媽媽很為我們高興。你知道她對你的感覺，阿米爾，在她眼裡，你做什麼都不會錯。爸爸……嗯，跟過去一樣，他有點讓人猜不透。他沒說太多。”

　　“你呢？你高興嗎？”

　　我聽見她把聽筒換到另一隻手上。“我想這對你的侄兒來說是好的，但也許他也會給我們帶來幫助。”

　　“我也這麼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