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過河，向北駛去，穿過擁擠的普什圖廣場，從前爸爸常帶我到那兒的開伯爾餐館吃烤肉。那屋宇依然挺立，隻是大門上了挂鎖，窗戶破裂，招牌上不見了“K”和“R”兩個字母。

　　在餐館附近，我見到一具屍體。那兒行過絞刑，有個年輕人被吊起來，繩索末端綁在橫梁上，他臉龐青腫，壽終那日，他穿着殘破的衣服，染着皿迹。人們對他視而不見。

　　我們默默駛過廣場，直奔瓦茲爾・阿克巴・汗區。我目光所及，見到的總是一座塵霧籠罩的城市，還有生磚壘成的建築。在普什圖廣場往北幾條街，法裡德指着兩個男人，他們在繁忙的街角相談甚歡。其中有個金雞獨立，他另外那條腿從膝蓋以下不見了，懷裡抱着一根義肢。“你知道他們在幹什麼嗎？就那條腿讨價還價呢。”

　　“他要賣掉他的腿？”

　　法裡德點頭：“在黑市可以賣個好價錢，足以喂飽你的孩子好幾個星期。”讓我意外的是，瓦茲爾・阿克巴・汗區的房子多數依然有屋頂，牆壁依然完整。實際上，它們保存完好。牆頭仍有樹枝伸出來，街道也不像卡德察區那樣，到處是廢墟垃圾。褪色的指路牌雖說偶有彎曲和彈孔，仍指引着方向。

　　“這兒不算太糟。”我評論說。

　　“别奇怪，現在多數重要人物住在這裡。”

　　“塔利班？”

　　“他們也是。”法裡德說。

　　“還有誰？”

　　我們駛上一條寬廣的街道，兩邊是相當幹淨的人行道，還有高牆聳立的住宅。“塔利班背後的人，政府的真正首腦，你也可以這麼叫他們：阿拉伯人，車臣人，巴基斯坦人。”法裡德說，他指着西北方向：“那邊的十五号街叫迎賓大道。他們在這兒的尊号就是這個，賓客。我想有朝一日，這些貴賓會在地毯上到處撒尿。”

　　“我想就是它！”我說，“在那邊！”我指着一處地标，小時候，我常靠着它認路。如果你迷路了，爸爸過去說，記得在我們街道的盡頭，有一座粉紅色的房子。從前，附近隻有這座屋頂高聳的房子是粉紅色的。現在還是這樣。

　　法裡德轉上那條街。我立即看到爸爸的房子。

　　我們在院子裡的薔薇花叢後面找到那隻小烏龜。我們不知道它怎麼會在那裡，而我們太高興了，顧不上關心這個。我們把它塗成鮮紅色，哈桑的主意，也是個好主意：這樣，我們永遠不會在灌木叢中找不到它。我們扮成兩個孤膽英雄，在某處遙遠的叢林，發現一隻巨大的史前怪獸，我們将它帶回來，讓世人開開眼界。去年冬天，阿裡造了一輛木車，送給哈桑當生日禮物。我們假裝它是巨大的鐵籠，将烏龜放在上面。抓住那隻噴火的怪獸了！我們在草叢中遊行，背後拖着木車，周圍是蘋果樹和櫻桃樹，它們變成高聳入雲的摩天大廈，人頭從成千上萬的窗戶探出來，争睹樓下的奇觀。我們走過爸爸在無花果樹林邊上搭建的那座小拱橋，它變成連接城市的巨大吊橋；而它下面的小水塘則是波濤洶湧的大海。煙花在壯觀的橋塔上方綻放，兩邊有荷槍實彈的士兵朝我們敬禮，還有巨大的橋索射向天空。小烏龜在車上颠來颠去，我們拖着木車，沿紅磚車道穿出鍛鐵大門，全世界的領導人起立鼓掌，我們報以敬禮。我們是哈桑和阿米爾，著名的冒險家，無人可以匹敵的探險家，正要接受一枚表彰我們豐功偉績的勳章……

　　我小心翼翼地走上那條車道，太陽曬得磚塊色澤黯淡，磚縫之間雜草叢生。我站在我爸爸房子的大門外面，形同路人。我把手放在鏽蝕的鐵栅上，回憶起兒童年代，為了一些現在看來微不足道、但當時覺得至關重要的事情，我曾成千上萬次跑過這扇大門。我望進去。

　　車道從大門伸進院子，當年夏天，我和哈桑就在這裡輪流學騎自行車，先後摔倒，它看起來沒有我記憶中那麼寬。柏油路裂開閃電狀的縫隙，從中長出更多的野草。多數白楊樹已經被伐倒――過去哈桑和我常常爬上那些樹，用鏡子将光線照進鄰居家，那些仍伫立着的樹如今葉子稀疏。病玉米之牆仍在那兒，然而我沒有看到玉米，無論病的還是健康的。油漆已經開始剝落，有數處已然整塊掉下。草坪變成棕色，跟彌漫在這座城市上空的塵霧一樣，點綴着幾處裸露的泥土，上面根本沒有東西生長。

　　車道上停了一輛吉普，看上去全然錯了：爸爸的黑色野馬屬于那兒。很多年前，野馬的八個氣缸每天早晨轟轟作響，将我喚醒。我看見吉普下面漏着油，滴在車道上，活像一塊大大的墨漬。吉普車後面，一輛空空的獨輪車側傾倒地。車道左邊，我看不到爸爸和阿裡所種的薔薇花叢，隻有濺上柏油的泥土和雜草。

　　法裡德在我背後揿了兩次喇叭。“我們該走了，老爺。我們會惹人疑心。”他喊道。

　　“再給我一分鐘就好。”我說。

　　房子本身遠不是我自童年起便熟悉的寬敞白色房子。它看上去變小了，屋頂塌陷，泥灰龜裂。客廳、門廊，還有樓頂客房的浴室，這些地方的窗戶統統破裂，被人漫不經心地補上透明的塑料片，或者用木闆釘滿窗框。曾經光鮮的白漆如今黯淡成陰森的灰色，有些已經蛻落，露出下面層層磚塊，前面的台階已經傾頹。和喀布爾其他地方如此相似，我爸爸的房子一派繁華不再的景象。

　　我看到自己那間舊卧房的窗戶，在二樓，房間的主樓梯以南第三個窗戶。我踮起腳，除了陰影，看不見窗戶後面有任何東西。二十五年前，我曾站在同一扇窗戶後面，大雨敲打窗片，我呼出的氣在玻璃上結成霧。我目睹哈桑和阿裡将他們的行囊放進爸爸轎車的後廂。

　　“阿米爾老爺。”法裡德又喊了。

　　“我來了。”我回他一句。

　　發瘋似的，我想進去。想踏上前門的台階，過去阿裡經常在那兒，要我和哈桑脫掉雪靴。我想走進門廊，聞聞橙皮的香味，阿裡總是将它們扔到爐裡，跟鋸屑一起燃燒。我想坐在廚房的桌子邊，喝茶，吃一片馕餅，聽哈桑唱古老的哈紮拉歌謠。

　　又是一聲喇叭。我走回停在路邊的陸地巡洋艦。法裡德在車裡吸煙。

　　“我得再去看一件東西。”我跟他說。

　　“你能快點嗎？”

　　“給我十分鐘。”

　　“那麼，去吧。”接着，我正要轉身離開，“都忘了吧，讓它容易一些。”

　　“讓什麼容易一些？”

　　“活下去。”法裡德說，他将煙蒂彈出車窗，“你還要看多少東西？讓我替你省下麻煩吧。你記得的東西，沒有一件存下來。最好都忘了。”

　　“我不想再遺忘了，”我說，“等我十分鐘。”

　　當我們爬上爸爸房子北邊那座山的時候，我們，我和哈桑，幾乎一點汗都沒出。我們在山頂奔走嬉鬧，彼此追逐，或者坐在傾斜的山脊上，在那兒可以将遠處的機場盡收眼底。我們看着飛機起降，又嬉鬧起來。

　　如今，當我爬上崎岖的山頂，氣息粗重，仿佛要噴出火來，臉上汗水直流。我站着喘了好一會，身子一陣刺痛。然後我去看那廢棄的墓園，沒費多少時間就找到了，它仍在那兒，那株蒼老的石榴樹也在。

　　我再次倚着墓園的灰色石門，哈桑就在裡面埋葬了他母親。過去那扇折葉松脫的鐵門已經不見了，濃密的雜草已經占領這片土地，幾乎将墓碑全然掩埋。兩隻烏鴉栖息在墓園低矮的圍牆上。

　　哈桑在信中提到，石榴樹已經多年沒有結果實了。看着那枯萎凋零的樹木，我懷疑它是否能夠再次開花結果。我站在它下面，想起我們無數次爬上去，坐在枝桠上，雙腿搖晃，斑駁的陽光穿越過樹葉，在我們臉上投射出交錯的光和影。我嘴裡湧起強烈的石榴味道。

　　我屈膝蹲下，雙手撫摸着樹幹。我見到我所要找的，刻痕模糊，幾乎全然消退，但它仍在：“阿米爾和哈桑，喀布爾的蘇丹。”我用手指順着每個字母的筆畫，從那些細微的裂縫刮下一點點樹皮。

　　我盤膝坐在樹下，朝南眺望這座我童年的城市。曾幾何時，家家戶戶的圍牆都有樹梢探出來，天空廣袤而澄藍，在陽光下閃閃發亮的晾衣線挂滿衣物。如果你仔細聽，興許你甚至能聽到來自瓦茲爾・阿克巴・汗區的叫賣聲，兜售水果的小販高喊：櫻桃！杏子！葡萄！日暮時分，你還可以聽到鐘聲，來自沙裡諾區的清真寺，召喚人們前去禱告。

　　我聽見喇叭聲，看到法裡德朝我招手。是該走的時候了。

　　我們又朝南駛去，回到普什圖廣場。我們和好幾輛紅色的皮卡擦身而過，車鬥上擠滿荷槍實彈、留着大胡子的年輕人。每次遇到他們，法裡德都會低聲咒罵。

　　我付錢住進了普什圖廣場附近一間小旅館。三個小女孩穿着統一的黑色服裝，戴着白色頭巾，緊貼着櫃台後面那個瘦小的四眼佬。他索價75美元，那地方相當破落，這個價格簡直匪夷所思，但我并不在乎。為了給夏威夷海邊的房子付款漫天要價是一回事，為了養活孩子這麼做又是一回事。

　　房間沒有熱水，破舊的廁所無法沖水。隻有一張鐵床，一張破褥子，一條舊毛毯，角落擺着隻木椅。正對廣場的窗戶破了，還沒修補。我放下行李箱，發現床後的牆壁上有塊幹了的皿迹。

　　我給法裡德錢，讓他出去買吃的。他帶回四串熱得響的烤肉，剛出爐的馕餅，還有一碗白米飯。我們坐在床上，埋頭大吃。畢竟，喀布爾還有一樣沒有改變的事情：烤肉依然如我記憶中那般豐腴美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