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朝康熙、雍正、乾隆時期，雖然國家還存在着這樣那樣的問題，但從總體上看，政治形勢漸趨穩定，農業、手工業和商業都有長足發展，人民生活日趨安定，已呈現出一派“國富物阜”的繁榮景象，因而這段時期被稱為“康乾盛世”，是我國封建社會中輝煌顯赫的第四個黃金時代。

　　為加強君主專制主義，康熙、乾隆對政權機構的某些壞節和職能作了相應調整。如為削弱内閣和議政王大臣會議的權力，康熙将南書房變成起草、發布诏令之所。雍正即位後，對諸王的權勢又作了進一步的限制，設立軍機處，收回了他們的軍權。剝奪了諸王幹政的權力，也就集中權力，提高了行政辦事效率。又設立理藩院，專門管理邊疆少數民族事務。把地方劃分為省、道、府、縣四級，建立保甲制，增強對百姓的控制。對官員加強監督管理，規定對天下文武官員進行定期考察。對京官的考察叫“京察”，對外官的考察叫“大計”。三品以上的官員向皇帝自陳，四品以下的部院司員由吏部、都察院長官考核，大學士同察。清廷八旗兵分别駐守于京城及各省城鎮要地，綠營兵配合駐防，二者穿插交錯，形成軍事控制網。康熙、雍正兩朝還屢次增删律令，雍正五年公布了《大清律》。在思想文化方面，也有許多措施，加強了對人們的思想控制。

　　為發展社會經濟，康乾時期實行了一系列恢複和促進生産的措施。康熙八年(1669年)，清政府下令停止圈地，還土于民，實行“更名田”，把一部分明代藩王所占據的田地還給原來的種田人，永為世業，又大力獎勵墾荒。到康熙中期，已“無尺寸之荒蕪”。還實行“攤丁入畝”的辦法，減輕農民的賦役負擔。康熙五十一年(1712年)，清統治者宣布以1711年全國的丁銀額為準征稅，以後不再多征。到雍正時，把康熙五十一年固定下來的丁銀攤入田賦銀中一并征收，從而廢除了中國曆史上沿用幾千年的人頭稅。康熙時，又逐步将匠銀攤入田賦，廢除了匠籍制度，為工商業的發展創造了有利條件。

　　為維護國家統一，康熙兩次親自率兵征讨入侵我國黑龍江流域的沙俄侵略者。康熙二十八年(1689年)，中俄簽訂了《尼布楚條約》，劃定了中俄東段邊界，從法律上肯定了黑龍江和烏蘇裡江流域的廣大地區屬于中國的領土。康熙三次親征準噶爾部，乾隆又派兵平定了準噶爾貴族阿睦爾撒納的叛亂，鞏固了清政府對天山北路的統治。1681年，康熙平定了“三藩”之亂，1683年收複了台灣。1757年，乾隆粉碎了大小和卓木的叛亂；1792年，又擊敗了在英國殖民者唆使下的尼泊爾封建主對西藏的侵略。至此，我國的疆域基本穩定下來，北至恰克圖，南至海南島、南沙群島，西至蔥嶺，東到外興安嶺、庫頁島。全國内地除18個省外，還有直屬中央的順天府和東北的盛京地區，新疆，西藏，内、外蒙古等也都屬清廷管轄，納入版圖，四周還有一些依附的屬國。大清帝國已經成為一個幅員廣闊、國勢強大的統一的封建國家，赫然屹立在東方大地。

　　康乾統治時期，文治武功，盛極一時，清王朝的發展到了最高峰。尤其在乾隆年間，社會經濟達到清建立以來的頂峰。全國人口超過2億，耕地面積達到741萬餘頃。稻米的單位面積産量在江南、湖北、四川的膏腴地區，一般可達畝産2~3石，某些高産地區，如湖廣地區，多則每畝可收獲五六石或六七石，有“湖廣熟，天下足”之美稱。手工業也有較大發展，尤以絲織、棉紡織業最為突出。松江織布、湖州缫絲“衣被天下”，甚至行銷到海外許多國家。全國大小城市和集鎮也繁榮起來，出現了以商品生産為主要目的、以雇傭勞動為主要方式的資本主義萌芽。蘇州、杭州、南京的絲織業，松江的織布業，景德鎮的制瓷業，廣東佛山鎮的鑄鐵業，舉世聞名。

　　康熙、雍正時期，清政府組織一批人力，編纂了《古今圖書集成》，約1萬卷，内分曆象、方輿、明倫、博物、理學、經濟6篇。它是繼《永樂大典》之後的又一部大型類書。從乾隆三十八年到乾隆四十七年，清政府又選派紀昀等160餘人編輯《四庫全書》。《四庫全書》分經、史、子、集四大類，各類又分許多子目錄，共收書3461種、79309卷，是我國最大的一部叢書。

　　1796年，做了60年皇帝的乾隆宣布退位。是年正月初五，乾隆在甯壽宮和皇極殿大擺筵席，舉行“千叟宴”，慶祝自己60年來的“文治武功”。5900多位年逾花甲的老人應邀參加，他們歡聚一堂，同飲殿庭，共頌皇恩。85歲高齡的乾隆神采煥發，精神抖擻，親自到各席祝酒助興，金杯玉碟、山珍海味。“千叟宴”上，一陣陣傳來“太上皇萬壽無疆”的齊呼聲。這是康乾盛世的縮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