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都府北門的一個小卒正倚靠在城牒牆根上打着盹，突然周圍響起了一陣地動山搖，振聩發聾的奔雷之聲，小卒慌忙立起身子往來成都府的官道上望去，隻見煙塵滾滾，黃霧漫天，根本分不清那團塵雲中到底有多少人掩藏在期間，小卒慌忙朝女牆位置跑去，那裡放着一面銅鑼，也許是很久沒用過的緣故，上面布滿了銅綠之色，用來敲銅鑼的梆子也早已不知所蹤，在城牆上看得分明的小卒此刻内心已如亂麻，渾身更是抖得不行，也許是被這種危險的氛圍所感染，他本能的突然吼着嗓子朝城内喊道：“有敵襲，有敵襲......”

　　（城牆作為城市、城池和城堡的抵禦外侵防禦性建築，中國古代城市的城牆從結構和功能分，主要由牆體、女牆、垛口、城樓、角樓、城門和甕城等部分構成，絕大多數城牆外圍還有護城河。從建築的原材料分，分為版築夯土牆、土坯壘砌牆、青磚砌牆、石砌牆和磚石混合砌築多種類型。

　　“竭天下之力，困于轉輸，謂宜士飽馬騰，而連營菜色剛心”，宋朝耗資巨大的募兵成本，其結果就是國防建設的其他方面特别不足。這其中最緻命的就是城牆缺乏修繕。宋朝除了首都之外，其他城市城牆高度有限。宋城牆除首都汴梁及州、府級單位的城牆高度在二十尺以上之外，也就是2丈以上之外，縣級城防除個别城牆，基本大部分在十到十五尺，甚至還有八、九尺高的城牆。也就是說，除了大型城池，宋朝的縣級單位城牆高度多數僅有3-4米高，個别縣城城牆高度還不到3米。3-4米高的城牆，其實還不如當時一根長槍長。也就是說，攻城者可以不用梯子，持長槍即可戳刺到守城士兵。在火器遠遠談不上成熟，以冷兵器為主，弓箭為主要投射武器、投石機仍為攻城第一的情況下，宋朝的大多數縣級單位的城防其實形同虛設。

　　從《守城錄》作者陳規的記載中可以看到，他改修之前的城防是，“城上極是尖狹，有不及一尺闊者，其上不能容立一人，及無女頭”，即連城垛都沒有，人也沒法占的秃牆一堵。這還不如很多後世的地主大院呢！即便是缺乏攻堅能力的遼人，也是“出入燕、趙，若踐無人之境”。另外，宋朝城防又不同于唐朝。隋唐壁畫中，城牆上有大量的永備城樓，并不局限與城門處。而宋城更多使用戰棚這類活動棚屋，原因很簡單，省錢！戰棚其實是包裹城垛用的，并且能為士兵提供下射射孔。另外，宋制戰棚高七尺，且可在戰棚上加厚三尺泥土。也就是說，戰棚可以提高城牆高度。這樣城牆加上七到十尺的戰棚，原本在高度上沒有實戰意義的，隻有區區十來尺高的縣城城牆，上下一加，高度變成了二十餘尺，即兩丈多高，也算勉強可用了。戰棚作為臨時附加在城牆之上的活動棚屋，并沒有考慮如何對抗中大型投石機。比如《武經總要》記載，戰棚對大型投石機缺乏必要的防護能力，“城上樓橹皆大木為之，合抱之木，随擊而碎”。可以說，宋人在城防設計上，缺乏必要的安全冗餘，絕大多數城防并不具備對抗其宋朝同等攻城技術水平的軍隊。

　　而當“長于用砲”的金人殺來之後，這種城防體系就徹底宣告失敗。比如，金軍第二次攻擊開封時，“城下列砲座二百馀所”，“飛石如雨擊”，“又飛火砲燔樓橹”。顯然，宋朝内地那些數量衆多的低矮城牆，無力抵抗擁有這種攻城強度的敵人。因此，當沿邊要塞節點失守之後，内地絕大多數城市都無力構築堅固的城防。有城而無防，難以進行所謂的内線機動防禦，直接導緻了“靖康之恥”的發生，國家迅速滅亡，整個皇族幾乎被一波帶走。而宋朝看似省錢其實缺乏安全冗餘的城防設計可以說是軍事上的罪魁禍首之一。

　　城門是城市内外交通的出入口，其建築之規模、數量常依城市的大小、形制、方位、用途等因素來确定。為了方便逃生，城門至少有兩道，再大一點的便是東西南北四道門，至于像衛朝的首府東京，還分外城和舊京城（也叫内城），外城方圓四十餘裡，内城方圓也有二十餘裡許，可以說是世界上最大的都城，人口更是高達百萬，頂峰的時候差不多有150萬人左右，杭州當時的人口是三十二萬人以上，受邊患很少的成都是二十五萬人以上，當時這三處被稱為‘北宋三大城市’。

　　現在重點說說東京，河南洛陽，唐時定都的長安，趙匡胤開國的時候本來想将首府整體遷移到洛陽去的，畢竟洛陽兩面靠山，軍事防守環境肯定比開封要好上一大截，防守的軍隊也不用那麼多，不像東京需要在大平原上防守四面，隻是北宋當時剛剛立國，連連征戰，國庫空虛，如果将東京的官職人員全部移到長安，便需要耗費大量的人力和财力，趙匡胤考慮了很多年，最後還是放棄了，有一個重要原因便是東京的漕運條件，在中國古代社會，受經濟發展水平和交通運輸狀況的制約，漕運物資能否有效地供應京師，直接關系到國家中樞機構的安危存亡。開封地處運河與黃河的交會點上，可謂交通便利、貿易興盛的水陸之埠。北宋末期，皇帝昏庸，貪官污吏橫行，民衆生活在水深火熱之中，經過靖康之難，最終疏于治理的黃河，将東京這座當時最大的都城，埋入了滾滾黃泥河沙之中，現在的開封并不是在原址上建成的，隔着原來繁華無比的東京有一段距離。

　　從經濟、地理的角度來說，開封地處黃河中下遊的大平原上，擁有四通八達的交通網，這對于經濟重心南移之後主要依靠南方漕糧接濟的集權王朝來說，無疑具有建都的優勢。而這也正是北宋統治者戰略思想的着眼點：即依靠便利的漕運，接濟京師，以供養龐大的官僚機構和禁軍。北宋時期的東京，漕運網絡遠比洛陽、長安發達。汴河、惠民河、金水河與廣濟河流貫城内，并與城外的運河系統相銜接，環繞京畿合稱“漕運四渠”。

　　漕運四渠分别流向不同的方向，《文獻通考·國用考》中說：是時，漕運之法分為四路：東南之粟自淮入化至京師；若是陝西之粟，便自三門、白波轉黃河入汴至京師；若是陳、蔡一路粟，自惠民河至京師；京東自廣濟河至京師。這四條河流将全國的水運網絡聯系成一個整體，對東京這座城市的發展起着至關重要的作用。汴河是北宋最重要的漕運線，也是北宋王朝的政治生命線。作為當時全國最大的商業都市，城内上百萬軍民的生活物資大都通過水運而來。而東京城内的手工業原材料、商品等大都通過水運而來，又通過水運發往全國各地。另一方面，全國各大水系在東京交會，構成了一個巨大的水運網絡，在京城内，汴河、廣濟河、惠民河、金水河互相貫通，黃河連通運河，汴河連接淮河、長江，全國絕大多數地區憑此緊密相連，真正形成了全國統一的水運體系，各地物資實現了大交換、大彙集。東京開封的商業布局，因運河表現出全新的面貌。

　　在《清明上河圖》中可以看到，宋人喜歡臨河開店，沿着河岸，商鋪、酒樓、茶坊、邸店鱗次栉比，橋道兩邊也擺滿小攤，形成了繁榮的街市。行人、商客、小販、腳夫、馬車擁擠于街道，入夜之後，市井間熱鬧不減白晝。

　　《東京夢華錄》介紹道：“自州橋南去，當街水飯、熝肉、幹脯、雞皮、腰腎、雞碎，每個不過十五文，香糖果子、間道糖荔枝、越梅、紫蘇膏、金絲黨梅、香枨元，皆用梅紅匣兒盛貯；冬月，盤兔、旋炙豬皮肉、野鴨肉、滴酥水晶脍、煎角子、豬髒之類，直至龍津橋須腦子肉止，謂之雜嚼，直至三更。”州橋夜市之所以這麼喧鬧，是因為倉場建于這一帶，汴河上的貨船駛至州橋碼頭後，需要靠岸卸貨、倉儲，物資在這裡集散，人流也在這裡彙合。

　　再來看《清明上河圖》。在汴河中，共繪大小船隻29艘，或纖夫牽拉，或船夫搖橹；有的逆流而上，有的停泊靠岸、在碼頭卸貨。大型船隻過虹橋時，船夫們都出來幫忙，有的用竹竿撐着，有的用長竿鈎住橋梁，防止船隻與橋梁相撞，有的用麻繩挽住船，有的忙着放下跪杆，以便船隻通過，橋上的人伸頭探腦，為過船的緊張情形捏了把汗。虹橋是汴河上的咽喉要道，畫卷中整座橋氣勢恢宏，橋身高大，使得汴河上的船隻都能順利通過，橋上擠滿了商販和行人。這裡是進城的必經之路和汴河碼頭的交會處，車來人往、商品集中，甚至連勞務市場也在這裡形成。而岸邊，不少勞工或肩扛，或用牲畜拉載貨物，這些物資均是從全國水運來京，在此下卸，廣大勞工們以此謀生。

　　《宋史·地理志》收錄有近50個人口在10萬以上的城市，其中位于運河沿線的有15個，差不多占了1/3。處于運河網絡中心的東京，人口更達百萬之巨，“人煙浩穰，添十數萬衆不加多，減之不覺少”。完善的水運體系為東京開封府乃至全國經濟的發展做出了卓越的貢獻。對外，它使全國物資源源不斷地湧入東京，并由此發往有需要的地方，促成了全國井然有序的物資交流；對内，它方便了城内的居民生活，降低了運輸成本，促進了工商業的發展，使開封當時的城市規模、經濟發展水平及人口數量超過了隋、唐時期的長安與洛陽，不僅成為全國政治、經濟和文化中心，也成為世界上最繁榮的城市。當時十五萬人左右的城市依次有：河南府、京兆府（陝西西安）、大名府（河北大名）、真定府（河北正定）、潭州（湖南長沙）、渝州（重慶市區）、福州（福建福州）、廣州（廣東廣州），有興趣的可以去看一下《北宋東京城研究》或者《東京夢華錄》。

　　角樓：它們均建于城牆轉角處，平面常作凸出之方形或圓形，上建角樓，功能與城樓相仿。

　　谯樓：是古代城門上的望樓，有報警和報時兩大功能。

　　世之築城，必建谯樓。此乃漢之遺風。谯樓者，謂門上為高樓以望也。谯樓内每懸巨鐘，昏曉撞擊，使臣民聞之而生儆惕之心。天下晨昏鐘聲，數皆一百零八，而聲之緩急、節奏，随方各殊。擊鐘之數，為何一百零八，此乃暗合一年氣候節律也，蓋一年有十二月，二十四氣，七十二候，三者相加，正得此數。詳見《張居正》第四卷《火鳳凰》。

　　閘樓：是建在月城正面城門洞上的樓，因其控制着入城必經的護城壕“閘門”吊橋而得名。閘樓也稱炮樓，是因樓内駐守士兵，置放火器火炮，以炮火封鎖入城通道，消滅進犯城門之敵，故名。這個多出現在火器出現的明清之後。

　　馬面：這是依一定距離在城牆外側建凸出的墩台，平面有長方形和半圓形，因外觀狹長如馬面，故名。它一般寬度為12～20米，凸出牆垣外表面8～20米，間距為20～250米（一般為70米），即在弓矢投石的有效射程以内。特點是能夠自上往下從三面攻擊城下的敵人，防止出現火力防守死角。由于火器出現，宋、金以後的城牆，已很少使用這種構築物了。北宋汴京外城構有馬面，間距百步（約合150米），載見《東京夢華錄》。而南宋《平江府圖》中之城垣，亦排列平面為矩形之馬面。據圖中所繪，除東南、西南二隅角台外，其東、西城垣各建馬面20處，南垣11處。蓋彼時金兵屢屢南下，不得不為此以策安全也。遼、金故城之位于北邊者，大多均置有馬面，但亦有所區分。如遼上京臨潢府之北城為皇宮所在，故其外垣之東、北、西三面均建有較密之馬面，分别為13、12、19座，間距九十步（合135米）。南城稱漢城，為平民居住，因而設置較少，現南垣大部為白音戈洛河破壞，僅殘留馬面兩處。

　　護城河：古時稱之為“城池”者，就是城牆與護城河的合稱。後者又謂城河、城濠或護河。它一般環繞于城牆外側，少數也有在城牆内側再修一道内護河。大城内若建有小城，如帝王都中之宮城，州府郡城中之子城等，其城下也常鑿有護河。前者如明、清北京之紫禁城，後者如宋平江府城之子城。它系利用天然水道再加以人工整治開掘而成，除防禦功能外，亦可供舟楫交通及城市供排水調劑之用。其有内、外城垣及相應兩道護城河的，如北宋汴京開封及南宋平江府城等。建有城垣三道及城濠三道的城市，如築于春秋時期江蘇常州市淹城。

　　甕城：為了避免城門不緻直接暴露在敵人的攻擊下，常在城門外側添築城牆一道，以形成一區面積不大的防禦性附郭，這就是所謂的甕城。甕城者，顧名思義，一旦敵人進入此處，就會遭到四面圍攻，猶如甕中之鼈。甕城平面有矩形和半圓形兩種，其牆垣均較主城垣為低且稍薄。而對外交通門道，大多置于側面，與主城門曲折相通，以有利防守。帝都主要城門及其甕城門，通常位于同一軸線上，這是為了使皇室車馬迅速通行。建于明代初期的南京聚寶門（今中華門）甕城，采取了三層重疊的布置方式，其縱長深度共達128米，并于城牆内辟有屯留兵卒和貯放軍需的券洞27處，門券上方又有防禦火攻的蓄水槽、注水孔及多道可阻敵之閘門。這些，都是為了進一步加強城門防衛的措施。

　　宋代中原及江南城市建有甕城者甚多，文獻及實物皆有所見。據宋代《東京夢華錄》載：“東都外城方圓四十餘裡……城門皆甕城三重，屈曲開門。唯南薰門、新鄭門、新宋門、封丘門皆直門二重。蓋此系四正門，皆留禦路故也。”這裡明确地說明了屈折開門和貫通直達在形式上的不同，是出于使用上的區别。

　　遼代都城如上京臨潢府（今内蒙巴林左旗林東縣南）、中京大定府（今内蒙喀拉沁旗甯城縣）及慶州故城（今内蒙巴林右旗白塔子村）等，均于城門處建平面為矩形之外甕城。

　　金代城市及邊堡建甕城者尤多，如位于内蒙科爾沁右翼中旗的吐列毛杜一号古城，僅辟有東、南二門，但均構直徑約20米之圓形平面甕城，出入口俱南向，臨門更建照壁一堵，為其他甕城實例所罕見。黑龍江省伊春市之金代故城，平面為橢圓形，于東南、西南隅各開一門，門内均建矩形平面之甕城一區。

　　女兒牆在古代時叫“女牆”，包涵着窺視之義，是仿照女子“睥睨”之形态，在城牆上築起的牆垛，所以後來便演變成一種建築專用術語。

　　女牆是指建在城牆頂部内外沿上的薄型擋牆。其與大城相比，極為卑小，故稱女牆。建在城頂内沿的女牆也稱宇牆，建在城頂外沿的女牆也稱垛牆。女牆用于城頂防護和禦敵屏障，是古代城牆必備的傳統防禦建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