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兩次鴉片戰争以來，中國就開始與歐美列強簽訂各式各樣割地賠款喪權辱國的條約，并逐步淪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的國家。

　　除了大批有識之士看到了國家與民族的危亡之外，清政府也意識到了有海無防會嚴重威脅到其對于整個國家的統治，為此，便下令興辦水師，以禦外海之敵。

　　随着洋務運動的開辦，晚清末期的中國先後共創辦了“北洋”、“南洋”、“福建”、“廣東”四支近現代化的水師，其中又以“北洋水師”的實力最為雄厚，除了擁有兩艘噸位最大的鐵甲艦之外，還配備了多艘從國外進口的先進巡洋艦。

　　但對于清政府來說，他們隻能花錢買這些來自國外的先進軍艦，但怎樣維護、怎樣操作以及怎樣訓練軍艦上的士兵，這一切跟近現代化海軍有關的東西還都要請教西洋人來進行教學練習。

　　這也就是為什麼在整個北洋水師當中有衆多高薪聘請而來的洋教官，而本章将要講述的内容便是定遠艦上的洋人琅威理與管帶劉步蟾關于升旗之争。

　　先來說說英國的海軍軍官琅威理吧。

　　似乎在琅威理的人生中就已經跟近代的中國海軍結下不解之緣，早年的琅威理在14歲就進入了英國皇家海軍學校學習，16歲的時候就已經加入了大英帝國的海軍艦隊實習，此後一直任職于英國海軍。

　　直到1862年，由于清政府此前的“亨利·華爾購艦”事件的緣由，此次清政府恭親王奕䜣則委托在廣州任職海關稅務司的英國人李泰國返英準備購艦事宜，這也就是後來的“阿斯本艦隊”。

　　為此，英國政府當即展開了造艦事宜，并希望通過這支“英中聯合海軍艦隊”來加強對清政府的控制。

　　1863年，20歲的琅威理作為“阿斯本艦隊”的一員第一次來到中國。

　　但由于整個“阿斯本艦隊”是英國政府用來密切加強對清政府的控制，也就是說清政府對于花巨資購買來的“阿斯本艦隊”根本沒有直接管轄權，而整個“阿斯本艦隊”以及阿斯本本人也拒絕接受中方相關政府人員的直接管轄。

　　就此，中英雙方不歡而散，最終整個“阿斯本艦隊”以清政府虧損七十多萬兩白銀而告終。

　　而朗威理原本可以在中國海軍中第一次任職的機會就這樣錯過了，在跟随“阿斯本艦隊”回到英國之後，琅威理又繼續在英國海軍中任職。

　　時間轉瞬即過，到了1875年，李鴻章通過清朝海關總稅務司赫德在英國船廠訂購了四艘小型“蚊子船”，分别于1876年和1877年交付給中國。

　　時任中國海關駐倫敦辦事處的金登幹又請朗威理率領艦隊前往中國，在到達中國之後，朗威理并沒有立刻回國，而是接受了英國政府派遣，在香港等地管帶軍艦，這也是琅威理第二次來到中國。

　　期間，在1878年琅威理又被任命率領清政府從英國新訂購的四艘大型“蚊子船”前往中國天津，在完成此次任務之後便繼續折返回英國。

　　但他的此次中國之行卻給李鴻章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為此李鴻章開始委托在英國的駐英公使曾紀澤為北洋水師尋找一名合适的外籍教官，在經過赫德、金登幹等人對朗威理的極力推薦之下，李鴻章在看過琅威理對海軍的幾次調閱操演之後，也與他商談回國之後向英國海軍部請假來中國工作。

　　1882年，在經過幾年與英國海軍部的互相調停之後，琅威理便來華任職，為北洋水師總督察，并授予提督銜，實則是徒有虛名，授提督銜隻不過是加以虛榮罷了，北洋水師真正的提督之權還是牢牢掌握在丁汝昌手中。

　　在琅威理任職期間的1886年8月，北洋水師在日本與岸上的警察平民爆發沖突，史稱“長崎事件”。

　　此時的琅威理認為北洋水師的實力遠勝于日本海軍，應該占據優勢立即向日本海軍發起進攻，便随即發報請示李鴻章力請此時對日開戰，但李鴻章拒絕了他的條件。

　　此後，琅威理又在1887年接受李鴻章的調遣，前去英國和德國接收新式巡洋艦“緻遠”、“經遠”、“靖遠”、“來遠”前往廈門與丁汝昌會合。

　　1888年，北洋水師正式成軍。

　　以丁汝昌為提督、琅威理為副統領，期間琅威理一直想全面控制艦隊，但清政府出于對他的不信任，艦上的官兵也對他的嚴厲要求感到極其不滿，直到1890年3月琅威理與北洋水師的矛盾開始激化，最終憤然辭職。

　　劉步蟾，北洋水師右翼總兵，定遠旗艦管帶。

　　早年在福州船政學堂學習，1877年第一批福州船政學堂畢業的30名學生乘坐船政局“濟安”号從福州啟程前往香港中轉換乘外輪前往歐洲留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