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由于翁同龢與李鴻章的私人恩怨，導緻了清朝末期國運的重大變化。
那麼這二人之間，到底是有什麼深仇大恨呢？
是是非非，究竟是誰對誰錯呢？
作為曾國藩之後的漢臣之首，李鴻章曾官至直隸總督兼北洋大臣，是剿滅太平天國運動的功臣。
他還直接創建了北洋水師，是洋務運動的實際推動者，被慈禧太後稱為“可以再造玄黃之人”，更與俾斯麥和格蘭特，被後世并稱為“十九世紀的世界偉人”。
而翁同龢不僅是鹹豐朝的狀元，曆任戶部侍郎、刑部尚書、工部尚書和戶部尚書，官至軍機大臣和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大臣。
還是當時著名的清流領袖，更是同治和光緒兩代帝師。
這兩位晚清的重臣之間，卻曆來都是水火不容之勢，一生為敵。
基本上，隻要是李鴻章所贊成的，比如廢除科舉、引入西學、編練新軍等方面，翁同龢必定反對。
據《清史稿》記載:
李公困疆畿二十年，疑謗紛紛，終不獲行其志。
翁同龢和李鴻章的恩怨，要從私人的家仇開始算起。
雖然，在清末時李鴻章的地位和功績要遠遠高于翁同龢，但在之前，李家的确根本無法和翁家相提并論。
翁氏家族最早顯赫于祖上翁鹹封時，此人雖然沒有中過進士，在官場上也沒有太大的作為和政績。
但是，由他開始完全改變了翁家的門風，成為了飽讀詩書的官宦人家。
翁鹹封的兒子翁心存很早就考取了進士，從此正式步入官場，曆任廣東學政、吏部侍郎、工部尚書、兵部尚書、協辦大學士等職。
而翁心存有三個兒子，分别是長子翁同書、次子翁同爵和幼子翁同龢。
翁同書進士出身，在擔任安徽巡撫期間，面對農民起義平叛不利，甚至還棄城而逃，再加上他包庇叛将苗沛霖，被曾國藩所彈劾而被流放新疆伊犁。
其中，當時曾國藩的《參翁同書片》，就是由李鴻章親自執筆的:
臣職分所在，理應糾參，不敢因翁同書之門第鼎盛，瞻顧遷就。
清廷當即就準奏了，判處翁同書斬監候。
翁心存當時已經七十多歲，聽聞兒子被判死刑，當即就氣絕身亡了。
有鑒于此，慈禧太後為了體恤老臣，改判翁同書的斬監候為充軍新疆。
幾年後，翁同書就病死在了西北地區。
1861年，為了應對日益頻繁的外交事務，滿清政府設立了總理各國事務衙門，簡稱為總理衙門，由恭親王奕訢負責。
推動洋務運動的自然屬于洋務派，代表人物有奕訢、曾國藩和李鴻章等人；而阻撓洋務運動的頑固派，自然以倭仁為首。
但是，除了倭仁外，翁同龢也對洋務運動進行了堅決的阻撓。
為了适應洋務運動的需要，增加急需的外交和翻譯人才，清政府在1862年設立了京師同文館。
之後，經與李鴻章等人商議後，奕訢奏請在京師同文館中增設天文學，由科甲正途之外的洋人負責教習。
甚至于，伴随着洋務運動的深入，還出現了要求改革傳統教育和封建文官體制的呼聲。
此舉，嚴重觸動了頑固派勢力的切身利益。
清流派曆來就對西學存有鄙視和排斥，因而始終追随頑固派的腳步，對于洋務運動陰奉陽違。
清流派在政治上基本沒有具體和明确的主張，無非就是長期标榜的忠君愛國和針砭時弊罷了。
作為清流的領袖，翁同龢不斷在慈禧太後和同治皇帝面前進言，有意貶低和抹黑洋務運動，演變成為了中國近代化進程的絆腳石。
如果非要将李鴻章和翁同龢進行明确的區分。
基本上，站着說話的是翁同龢，彎腰辦事的是李鴻章。
洋務運動期間，恭親王奕訢向朝廷請旨，提出練兵、強器、造船、籌饷、用人和持久的六條緊急奏議，獲得了支持洋務運動的慈禧太後首肯。
1875年，清廷發出上谕，據《清史稿》記載:
海防緊要，實為當務之急，又屬國家久遠之圖。
此後，慈禧太後下旨開始籌辦新式海軍。不過，迫于國庫的窘境，沒有全面推行，決定先由李鴻章督辦北洋的海防事宜，看實際成效再行推廣。
自此開始，中國海軍踏上了近代化之路，北洋水師終于登上了曆史的舞台。
起初，得益于慈禧太後的支持，北洋水師的發展迅猛，李鴻章先後從英國和德國等國購置了多艘戰艦。
沒幾年功夫，北洋水師就擁有了各類作戰軍艦20多艘，運輸艦30多艘，輔助艦50多艘，官兵合計4000多人，号稱亞洲第一海軍。
不過，在翁同龢擔任軍機大臣并主理戶部事務後，北洋水師的發展進入到瓶頸。
翁同龢以國庫空虛為由，對于北洋水師開始處處刁難和掣肘。
李鴻章多次請求撥款購置軍艦和彈藥，雖獲得了光緒帝的準許，但卻都被翁同龢以種種理由進行推诿和搪塞，拒不撥付軍費。
1886年後，北洋水師就再沒有增添過一艘新式軍艦，甚至就連基本的彈藥也嚴重缺乏，極大地降低了戰鬥力。
而與此同時，翁同龢對于慈禧太後興建頤和園之事卻極為上心，戶部的銀兩進行全力的供應。
不僅如此，翁同龢還多次上疏慈禧太後和光緒皇帝，要求清廷提防李鴻章的勢力太過龐大，危及到大清朝的統治。
甚至于，在中日關系持續交惡後，眼見雙方的戰勢已經一觸即發，李鴻章從歐洲訂購了軍艦以擴充北洋水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