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文經書自百年前之夾壁、地底發掘而出，部分理念就免不了陳舊、不合時宜，甚至故步自封，流派也博雜，内容必然良莠不齊

　　反過來看，經過去蕪存菁,卻有百花齊放的可能。經劉備刻意引導下，演變出至少兩大流派，一派最重視格物，探究萬物之規律以緻知，另一派重視“本心”“良知”，強調格物要正心誠意從本心、從良知探索規律以緻知。

　　正常發展,前者向存天理滅人欲之理學演變，一生盯着幾本書、對着少量具體物事，不斷精研，走不出來。後者或許能演變為心學。

　　兩大流派在安東學者士子中有着大量支持者，他們看來兩者都屬于學術上巨大革新和進步

　　然而，劉備絕對不願如此。

　　儒家從孔孟開始，将治國、道德、禮法、修身等放到很高的高度，董仲舒開始“罷黜百家，獨尊儒術”，将儒學放到了整個國家中心位置，而将其他學說打壓排斥，也打破了自夏商、春秋、戰國、秦以至西漢初年，幾千年以來貴族、功勳治國之傳統。從此熟練掌握六經的士子，屬于主流，更容易擁有名聲，更容易進入朝堂、地方擔任官職。

　　從此有着指導思想的儒家官僚和在野士人，占據了社會政治生活的主流。

　　這本屬巨大進步，卻也有着副作用，導緻專研某一方面之人士，如兵法、律法、工程、水利、算學等的專業人才,在官員中沉于雜流、濁流，機會漸漸減少。

　　實踐中，經常出現二千石高官口中講得頭頭是道，具體操作卻懵逼、亂扯的狀況。如桓靈時期，高層動蕩，三公九卿換得如同走馬燈般勤快，根本不可能熟練把握各項政務，同時國家司法、稅收、軍事、運輸等系統等卻不能不勉強維持。

　　因此，國家之基礎，歸于大批有着長期事務性工作經驗的中低層官吏、專業技術人員，具體操持。

　　劉備亦微末小吏出身，既希望帝國有着健康主流學派而便于把各方面形成合力，也不希望看到太多鄙視生産勞動的腐儒，同時深知小吏、技術人員的基礎性作用。他十分清楚六經複雜難懂，需要很長時間脫産、半脫産學習，這些小吏、技術人員子弟往往沒有足夠财力、時間修習六經，大多不得不世代明算、明法、從軍……或者傳承專業技術

　　數量龐大、占帝國官僚、工商業活動絕大比例的基礎階層，如果找不到上升、發展的空間，整個帝國就會和缺乏動力，甚至一部分原本基礎可能腐化成啃食樹幹之蛀蟲！

　　為此，劉備摔出代數學和牛頓定律等大殺器，強調事物的普遍規律和普遍聯系，不惜将理學從研究個體和哲學規律，扭轉推向研究普遍規律，向算數、物理、丹藥（化學）、天文學……将格物的主要内容變為科學技術

　　對繼承鄭玄、盧植之古文經學并向心學發展的流派，劉備扔出認識論和系統觀點，強調實踐出理論、理論指導實踐之标準，用新的實踐給儒家注入源源不絕新的活力，力圖将之發展為社會規律之學說、百姓之學說、實踐之學說、開放之學說……

　　引導是一方面，用人導向，才是真正指揮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