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是有商稅的，隻不過稅率很低，具體稅率是三十稅一，這是太祖年間制定，從那以後再沒改變過。

　　然而明初時，經曆了元朝近百年掠奪性的破壞，再加上元末之亂，實在是百廢待興，各地各省早已商旅斷絕，便是收商稅也收不了多少，再加上朱元璋重農輕商思維，把天下百姓定為農軍工士等籍，偏偏沒有商籍。也就是說，在朱元璋看來，這大明有沒有商人都無所謂，對商稅自然不重視。朱元璋曾谕戶部，曰：“曩者奸臣聚斂，稅及纖悉，朕甚恥焉。自今軍民嫁娶喪祭之物，舟車絲布之類，皆勿稅。”

　　從明初就不重視商業，定的商稅極低，到後來一直如此，甚至到了明中期以後，大明各地商貿極其繁茂，江南之地很多人家家資十萬比比皆是，家資百萬為數衆多，家資千萬者也有不少，這些人家之所以這麼有錢，靠的自然是商業貿易。可偏偏，這麼繁茂的商業，朝廷征收不到多少商稅。

　　不是皇帝不想，而是沒有辦法。因為這些經商人家，大都有着士紳背景，絕大部分商業都控制在士紳手中。而到了明中期以後，控制朝廷的便是士紳，他們怎麼可能允許皇帝征收商稅？

　　而因為士紳們有優免權，便是征收也征收不到他們頭上，隻能從普通商戶頭上搜刮，即便如此，文官們也不允許對商稅稅制進行改革。便是張居正變法，也沒有變到商稅上，沒有試圖改變三十稅一的稅制，也沒有取消士紳優免的舉措，因為張居正知道那根本不可能。

　　以至于後來的明朝皇帝，為了搞錢隻能私下派出太監擔任稅使，派往各地進行搜刮。沒辦法，都是被逼的！

　　所以當溫體仁提議加征商稅的時候，朝中的官員們便如同貓兒被踩了尾巴，他們生怕朱由檢再像萬曆和天啟皇帝一樣，往各地派出大量太監擔任稅使，那樣的話他們還真的沒轍。畢竟太監代表着皇權，各地商戶便是有士紳背景也無力抗衡。

　　所以當聽到朱由檢說隻在北京城内加征商稅時，這些官員們頓時松了口氣，反對的聲音立刻減少了很多。

　　在朝廷做官，哪怕再富也得保持清廉模樣，朝堂上的大部分文官在京師根本不會置辦多少産業，他們的主要産業都在地方。而京中大部分産業，大部分商鋪，都是勳貴們在經營。大部分勳貴在遷都之初就來到北京，在這裡兩百多年，盤根錯節，早已控制了北京城的大部分生意。

　　對勳貴們利益受不受損，文官們自然不會在意。

　　而對勳貴們來說，自然也有優免權，他們的田地、商鋪生意以往也是不繳稅賦的，現在朱由檢明顯把主意打到了他們頭上，自然是滿心不情願的。

　　然而勳貴也非一體，如英國公等，都有子弟在禁衛軍任職，有的還當上了總兵這樣的高職，這意味着勳貴重掌兵權提高地位的開始，這些人自然不會為了一些稅銀和皇帝作對。而有的勳貴沒落至極，連上朝的資格都沒有，更沒法發聲了。而勳貴這個群體本身依附皇權存在，惹惱了皇帝，特别是一個年輕的皇帝，自然沒有好果子吃，很多人不得不猶豫，再加上朱由檢說隻是權宜之計，也就隻能默認了。至于這些勳貴私下裡會不會有什麼舉動，卻誰也不知道了。